“雙一流”大學副校長：我只是“準三流”科學家

3月25日，華中農業大學副校長、教授嚴建兵與合作者的研究在Science發表。這項歷時18年的研究，發現了玉米和水稻中共同的遺傳規律，通過相似的途徑可實現對二者的產量調控。

不久前與學生座談交流時，面對學生關于影響因子的困惑，嚴建兵提到，自己“目前發表了170多篇論文，最滿意的是多年前一篇影響因子不到2分的論文。”

顯然，在他眼中，一項研究的價值，并不是由所發表期刊的影響因子決定，甚至影響因子都不是重要考量因素。

那么，究竟什么樣的研究是好研究？“青椒”和青年學生應如何看待影響因子？如何在“非升即走”等考核壓力下兼顧“多年磨一劍”的高質量論文？《中國科學報》對嚴建兵進行了專訪。

嚴建兵 受訪者供圖

“最滿意的是一篇影響因子不到2分的論文”

《中國科學報》：在與學生座談時，你特別提到，“在目前已發表的170多篇論文中，最滿意的是多年前一篇影響因子不到2分的論文。”這篇論文是關于什么的？為什么你對這篇最滿意？

嚴建兵：

作為農業作物研究者來說，我們最重要的目標就是為人類提供更多的糧食，少投入、多產出、可持續。實現這個目標的路徑是什么呢？在10多年前，我和合作者把當時所認為的實現路徑和思考寫了下來，題目是《關聯分析助力玉米遺傳改良》，發表在了一份影響因子不到2分的期刊上。我開玩笑說，我把人生夢想都寫進那篇論文里了。

10多年來，我們團隊就是按照那些夢想在前進。那些在論文中吹過的牛，很多都已經實現了。這是很令人得意的。

自2003年發表第1篇論文，我至今發表了170多篇，其中大約一半是參與其他研究者的研究，另一半主要由我自己我發起，還有近20篇綜述、評述或觀點文章。個人認為不算特別高產。

當時之所以提到這個，是為了回答學生關于影響因子的困惑，沒有想到這句話引起了大家的關注。影響因子很重要，但不能唯影響因子，什么東西都不能“唯”，就像吃飯很重要，吃多了也對健康無益。

《中國科學報》：一些領域的名家在被問到最滿意的作品是什么時，有一種討巧的回答是“下一部”，你覺得未來“最滿意”論文的位置會發生變化嗎？

嚴建兵：

這么回答的人其實是非常自信的，他相信自己還處在上升期。我們大家都知道，科研是有規律的，一個人創造力的高峰往往是在年輕的時候。有人曾分析了科學家做出諾貝爾獎成果時的年齡，很多都是在35歲之前。按照這個年齡標準的話，我已經在走下坡路了（笑）。

最滿意的作品，在不同階段是不同的。沒辦法跨越歷史階段、時代背景去比較。

《中國科學報》：你與合作者最近發表在Science的論文，比較了玉米和水稻之間的馴化途徑，發現與玉米籽粒行數有關的新基因WD40。對其進行操作會提高玉米和水稻的產量。像這樣的領域內最前沿的探索，和上述的2分論文相比，帶給你的樂趣有什么不同嗎？

嚴建兵：

我們現在正在做的課題往往源自于過往的嘗試。比如剛剛發表的這篇論文，想法是很早就有的，到論文成型前后花了18年時間，但并不能說接收或發表這天是我的高點。

從接收到發表也歷時一年多，反反復復修改了n多遍，非常磨人。由于是早有預期的，因此沒有太多大家想象的那種欣喜。

“發論文是青年科學家獲得聲譽的最好途徑”

《中國科學報》：有人認為，像你這樣的科學家，已經取得了較大的成就，才可以不那么在意影響因子。但對于那些尚未嶄露頭角的青年科研人員來說，他們很需要一些高影響因子的論文來證明自己，這不僅代表著同行的認可，也能夠獲得晉升、項目等實際支持，對此你怎么看？

嚴建兵：

對于一個青年科學家，尤其基礎研究領域的科學家，在職業初期能夠證明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發表論文。在世界頂級期刊、主流雜志上發表論文，是獲得國際聲譽的一個最重要的途徑。發表更好的、更多的論文，是科研成長的必經之路。這些是毋庸置疑的。

如果一個青年科學家經常在Science、Nature上發論文，另一個只能在普通雜志上發論文，那肯定是前者的影響力更大。如果問是應該努力發1篇Science，還是發3篇普通雜志論文？那我建議發1篇Science更好。

在一個大學里，年輕老師如果不積極去發更多、更好的論文，不從一個講師變成副教授、教授，那他怎么改變生存狀況？漲工資的最好辦法就是從副教授變成教授，這是事實。

但任何時候都不能忘了初心和使命，不能把發論文、評職稱當做人生唯一目標，甚至都不能是最重要的目標。

作為一個大學老師，至少要有兩個重要的使命：一是作為好老師，二是作為好的科學工作者，要時刻想想科研的驅動力是什么。比如過去兩年，我的想法就是希望更好地服務于產業發展，洞察到產業發展中的問題。如果我能夠解決其中一個問題，對產業發展有益，這可能發不了論文，但也是有價值、有意義的。

《中國科學報》：發表高質量論文往往要投入極大的時間和精力，且結果充滿不確定性，在當前普遍的三五年考核周期，“非升即走”“職稱退步”等形勢下，“青椒”們應如何尋求平衡？

嚴建兵：

在這個過程中，大家一定要有規劃，既要有中長期規劃，也要有短期規劃。一些長線研究，需要花大量時間精力的，就必須要提早布局。比如我們最近的這篇論文，前后花了18年的時間，但并不是說過去18年我們只做這一件事，我們還同時做了一些用時沒這么長、這么復雜的課題。

“非升即走”“職稱退步”，要放在特定的背景下。假設一個高校招100人，有50個或者80個人都通不過，這是不可取的；但如果100個人里面有三五個人通不過，這就是正常的，對大部分的青年教師而言，應該是比較容易達到的標準。

高校的“非升即走”，不是認為某個老師不優秀，而是沒有達到這所高校的評價標準。如果到了其他高校，或許可以獲得更好的發展，人才的合理流動是十分必要的。

高校的評價標準也是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拿我們學校來說，新引進的人才，會有一個期望的可以量化的標準要求，如果達到這個要求，不用考核，直接通過。如果達不到這個標準，需要進行答辯，給評審委員會講一講這5年做了什么，未來計劃等。委員會主要考察通過5年的努力是否形成了清晰的研究方向，是否仍舊有潛力，如果有還會再給3年時間緩沖。

一些個別老師，5+3年后仍然沒有達到考核基本要求，或者在科學之外的方面沒有達到要求，可能會被降職或者請其另尋合適的工作。

嚴建兵和他的學生們 受訪者供圖

做科研：廣泛閱讀、善于妥協、從不抱怨

《中國科學報》：多年來，你是如何保持科研熱情和敏銳度的？

嚴建兵：

能保持熱情，是由于我認為我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科學研究的本質是為人類提供新的知識，這些知識可能會推動社會的發展，為整個人類謀福利。我不是被迫做的，也不單是為了謀生，就愿意一直做下去。

敏銳度來自于大量的閱讀和思考。我的興趣比較廣泛，不僅關注研究領域內的知識，也關注其他方向、其他學科。比如上個學期，我給學生推薦了50-60本人文社科類的書，都是我看過的，還寫了推薦語。

對于學生，我也是這樣要求的。我們每周一晚上開組會，其中一半的時間，由學生來做分享，內容五花八門。有人講關于人類的、動植物的研究，有人講為什么會脫發，有人講毛澤東選集，等等。

因此在科研上，我總能比較快地有一些想法。這些想法大部分不完美，但是我總能有想法，也敢于做決定。

《中國科學報》：你如何對待科研中的失敗？有覺得做不下去、非常累的時候嗎？

嚴建兵：

當一個人覺得特別累的時候，主要就是放不下或者叫舍不得。不管是科研，還是管理，我覺得要相信自己的合作伙伴，相信同事能夠干好，管得越多就會越累。在科研上，最好的辦法就是激發學生的創造力，給學生空間。

比如有一個課題或問題，討論的時候，我說應該這么做，學生說應該那么做，各自都認為自己是對的，一般我都會讓學生按照他的思路去嘗試；但如果學生沒有想法，我就會快速列出幾種路徑，他可以選一條自己認為最好的路徑去做。

如果失敗了，那咱們再換一條。如果我的判斷是錯的，不會顧及面子不承認，科研本身就是一個探索性的過程，失敗是常態，成功是偶然。

同時我是一個比較善于妥協的人，我的生活就是在不斷妥協中度過的，一條路行不通就換另一條。不管是失敗還是困難，事情發生，從不抱怨，我傾向于接受并補救改進，這是我的常態。

“我是一個準三流科學家，目標是成為三流科學家”

《中國科學報》：你如何評價自己？

嚴建兵：

我認為自己是一個準三流科學家，我的目標是成為一名三流科學家。

在我看來，能開拓一個新的領域，顛覆一個時代的，比如愛因斯坦、楊振寧、沃森等，屬于超一流科學家。他們幾十年前的思考和洞見，在今天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而能夠開拓某個學科或某個方向的，屬于一流科學家；如果在某個學科或方向做出了突出貢獻，有了重大發現，可以算作二流科學家；如果在別人開創的學科方向中，圍繞著某些具體問題，做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有推動作用的研究，就能成為一個三流科學家。

我們國家的超一流和一流科學家還很少，科研水平跟世界先進水平相比，差距還是非常大的。

《中國科學報》：你的社交平臺簽名是“種田農民，希望和懂種田的一起探討種田的藝術！”為什么這么定義自己？你覺得種田也是一門藝術嗎？

嚴建兵：

我就是農民家庭出生，當時又報考農業大學，很多人都不理解。后來我跟來報考我的研究生開玩笑說，我們大部分時間就在種地。

農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太受重視。直到今天，農業大學畢業生、農業科研工作者的待遇還比較低，但好在這些境況正慢慢變好，大家逐漸意識到了糧食問題的重要性。

農業文明有1萬年的歷史，直到今天，人類才真正能養活自己。盡管因為分配不均，還有一小部分在挨餓，但總量是夠的，農業科技工作者居功至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