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科學需要跨文化跨地域交流！

　　只要一項活動，就可為你的科學方法帶來新生、提供做研究的寶貴資源并為國際關系做出積極貢獻嗎？科學家通常會說，他們可以從國際合作中獲得所有這些回報。

　　然而，這些回報卻需要對文化的適應。盡管各處的科研人員都擁有對科學的熱愛，但不同國家有著自己獨特的工作風格，在全球各地穿梭的科學家表示。他們對于這些風格的描述就像國際體育賽事上的解說員：德國精準、美國自信、日本謹慎。國際經驗豐富的科研人員表示，要想克服專業規范、期望值和方法上的差異實屬不易，但絕大多數都建議在海外工作并接待國際同事。接下來，6名科研人員會對國際合作的優勢進行討論，并為建立有效的跨文化關系提供建議。

　　“走出去”的三大理由

　　“在另一個國家生活并學習解決科學問題的其他方法，這些經歷會開拓你的研究思路。”計算生物學家Nick Luscombe發現，從英國搬到美國對博士后來說“大開眼界”。美國的工作文化是“更快、更愛現、更有野心”，他說，“人們認為他們做的所有工作都是潛在的《科學》或《自然》文章”。這種經驗提升了他的自信，也增強了他對時間的重視，利用時間認真思考問題。現在，Luscombe在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利用自己的跨文化經驗帶領課題組工作，他也將在這里加入新的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以及沖繩科學技術學院（OIST）。

　　“現在，你必須發表復雜的研究。”俄羅斯科學院Winogradsky微生物研究所濕地微生物學實驗室負責人Svetlana Dedysh表示。Dedysh將自己職業上的成功大部分歸功于國際交流，并表示，“我的領域需要合作”。除了微生物生態學之外，需要全球共享樣本、數據和方法的領域也包括氣候科學、地球物理學以及衛生和科學政策。Dedysh作為訪問學者，于20世紀90年代前往密歇根州立大學，又于21世紀來到德國馬爾堡的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感受到德國實驗室對細節的注重以及善于分析的氛圍。就像Luscombe一樣，她發現美國人的態度是“擁有閃閃發光的熱情，充滿自信地認為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對的”。她現在會同時采用這兩種方式，例如用這種熱情來激發學生，但是她對這種美國式風格有所保留，因為她表示這種方式消耗太多能量。然而，她強烈建議要進行國際性的合作，這讓她的組員看到了他們的工作如何對更廣泛的科學社會產生貢獻。

　　“科學是人類的事業，超越了諸多的差異。”華盛頓大學生物統計系對外項目經理、波多黎各科學發展組織Ciencia Puerto Rico副會長Mónica Feliú-Mójer表示。跨文化合作將背景迥異的人團結起來，傳遞科學研究的積極信息，Feliú-Mójer表示，包括為什么公眾應該支持科學。她鼓勵她的科研同行與西班牙裔科研人員建立聯系，在日益增長的群體中推動了科學的發展。她表示，“科學合作可以讓我們與想建立經濟政治關系的拉丁美洲國家之間建立橋梁。”Feliú-Mójer在高校畢業后從波多黎各搬到了波士頓，親身經歷了職業上的文化適應。除了語言和天氣外，她還要適應美國研究的尺度。“我在MIT工作的實驗室的大小，抵得上我在波多黎各的大學的整個院系。”她建議，合作者若是來自科學基礎設施和支持有限的國家，那么科研人員應該留心那里的官僚主義以及同事需要等待的時間，在那里隔夜送達是奢侈品而非標準慣例。

　　一份成功的全球合作關系承認并鼓勵文化上的差異，而且期待出現需要磨合的地方。常見的模型顯示，人們在遇到新文化時會有高潮和低谷，在蜜月期所有的差異都是刺激的，然后就會進入文化沖擊的時期，并且要在掌握新的文化之前進行適應（Black等，《管理學會評論》16，291（1991）；bit.ly/1t9TRhw）。Luscombe、Dedysh、Feliú-Mójer及其他科學家將在下文討論，快速帶領跨國團隊進入安穩期的策略。

　　溝通的“大碉堡”

　　“辭不達意的溝通很容易讓人產生挫敗感。”Luscombe表示，“人們即便知道問題出在語言上，也會覺得遭遇了人身攻擊。”英語是科學的通用語言，但世界人口中只有7%以英語為母語。母語不是英語的人通常感覺在新語言的環境下工作會磨平他們的個性，扼殺他們的幽默感。他們無法通過閑聊來建立感情。訪問科學家的英語經驗主要來自于研究論文和其他書面文件，他們表示困難在于對話。2002年，哈爾濱工業大學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王愛杰（音譯）在一次澳大利亞的職業發展之旅中就遇到了這樣的障礙。“澳大利亞人口音很重。”她表示，“因此第一個月我覺得自己像個傻瓜。我必須要非常專注，甚至是去理解講座和研討會。”參加國際會議并邀請來自其他國家的合作者可以很好地鍛煉你的溝通技能，她建議，而且往往，“交換科學思想并不是件難事”。

　　跨文化和跨語言的溝通在同一個房間中相對簡單，在瑞士、丹麥、美國和印度均有分部的生物技術公司Evolva首席執行官Neil Goldsmith表示。Evolva是由一個英國人、一個丹麥人和一個葡萄牙人建立起來的，他說，“因此我們自創始之初就是跨文化的”。對一個公司或研究組來說，全球導向擁有明顯的優勢，Goldsmith表示，“擁有多國生活經歷的人對新事物具備開放態度。公司雖小卻有高水平的外部互動——高水平的表面積/體積比——讓我們能夠向其他組學習，避免單一的內部交流。”盡管科技讓你可以在辦公室就聯通全球，但面對面的會議可以建立更高效的社交網絡以及更堅固的人際關系，Goldsmith總結道，“信任要求面對面”。

　　融會貫通：做一個好接待

　　Luscombe的小組是Evolva的學術版，倫敦和沖繩兩地相隔1萬公里。Luscombe是這一組合最理想的領袖。他在日本長大，從小念的是英語學校，但也學習日語課程。正如他父母期待的一樣，他幼年時的這項額外功課如今讓他受益匪淺。他和姐姐一起到英國寄宿學校念書，因為父母想讓他們對兩種文化都有所適應。

　　倫敦和沖繩的小組成員都是來自各個國家的科研人員，Luscombe表示在恰當的情況下，這種小組能夠產生自己的工作文化。Luscombe致力于小組的扁平化管理和分布均勻的互動，因此他試著在倫敦的大組里，控制同時來自一個國家的人數，以確保組內不要產生小團體。也正是這個原因，一些跨國實驗室有只準講英語的政策，因此除了合作者，可以用其他語種交流的人不會使用他們的共同語言。

　　Luscombe在沖繩的團隊較小，因此不會有國籍過多的問題。然而，團隊需要時間建立共同的文化，適應不同的工作風格。Luscombe舉了一個簡單的例子。在頭腦風暴中，當日本科學家還在三思而后行時，其他國家的科學家可能早就大聲說出了自己的想法。不管是文化差異還是個人差異，“這需要時間來適應，建立信任和工作關系”，Luscombe表示。不在日本時，他就與沖繩小組進行英、日語結合的視頻會議，保持高效的研究環境。OIST團隊也利用海洋生物研究發育途徑的獨特項目聚集到了一起，Luscombe表示，“現在——我不確定（我的團隊會）喜歡這種比喻——這就像是艘海盜船。這些擁有不同海外背景的人離開自己的祖國，在小島上加入了這段科學探索的征程。”

　　密歇根州立大學的微生物生態學中心也有一個獨特的全球工作文化，這都歸功于中心主任Jim Tiedje，他接待了超過100名國際學生、博士后和訪問科學家。“我覺得這不會有任何壞處。”Tiedje這樣理解對客座研究人員的接待，“但最好有明確的目標。”找到在比較實際的期限內可以完成的互利共贏的項目，他說。明確目標，如果可能的話，安排多次訪問。王愛杰就在2006年訪問了Tiedje的實驗室，她也認為，在合作關系開始之初就進行直截了當的討論，避免之后產生意外。她舉例講道，國際合作讓她了解到提前討論出版物相關事宜的重要性。她說，“在中國，我們會為了尊重幫助我們的人，讓他們作為共同作者。”與非中國籍的同事合作讓她了解到，要在項目之初就表達對于作者的明確要求。

　　為了找到合適的國際合作者，有經驗的科學家建議，應該尋找對于你的領域也擁有熱情、理念新穎的人，排除只想著旅游的人。如果可能的話，聽從Goldsmith對于面對面交流和親自見面的原則，例如以會議為契機。至少要進行網絡視頻對話，以測試實時的溝通互動。

　　在與其他國家科研人員交流時，要注意潛在的文化差異，Tiedje表示，但不要太擔心。“科學家現在有標準的國際文化。”他說。Dedysh的第一次國際研究經驗就是在Tiedje的實驗室里，她也同意，“全球的科學家對研究的興趣都是相同的。這幫助我們之間互相認可。”

　　在接待國際科研人員時，尋找思想開放的來訪者，因為他們能理解自己及其家人的日常生活將會改變，如在購物等簡單的活動中遭遇困難，并且會遇到不尋常的新習俗。Tiedje和Luscombe都強調了滿足來訪者基本需求的重要性。“解決好來訪者的住宿和日常生活，讓他們不必分神或擔憂。”Tiedje表示。為新成員安排一個實驗室的聯絡人，回答他關于科學和日常生活的相關問題。Luscombe補充道，對于家庭成員的社會支持至關重要，“如果家人不開心，科研人員就不會開心”。回想起在美國適應的階段，Luscombe感同身受：“我想要所有人在新的國度都感到舒心。”“我知道大約一年的時間里，他們都會覺得不得其所，我也在試著了解這是否反映在他們的工作中。需要時間安頓下來。”積極的參與幫助來訪者感到自在。在Tiedje年度的假日晚餐上，新的實驗室成員（包括非美國成員）都浸入式地體驗了一把制作火雞的過程。

　　融會貫通：做一個好訪客

　　與不同背景合作者共事的科研人員可能會比較緊張，生怕在文化上失禮或者在不經意間言語冒犯。不要為此浪費進行跨文化交流的巨大機會，Feliú-Mójer表示。如果你不確定在文化上怎樣是比較恰當的，她說，“直接問。”尤其是善于接納的主人，你真誠的好奇心會激發互相受益的有趣對話。例如，Feliú-Mójer了解到，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何使用西班牙裔（Hispanic）、拉丁美洲人（Latino）和拉丁美洲女性（Latina）等詞匯。她是美國市民，但首先被確定為波多黎各人，然后是Latina，意味著她來自于拉丁美洲。她并不介意人們稱她為西班牙裔，這就意味著她說西班牙語，但是她也知道，有些人會為這個詞匯賦予不同的意義。如果太過復雜，Feliú-Mójer表示，那就放輕松，學著主人的樣子，享受新的習俗。如果你的拉美同事以親吻表示問候，也不要驚訝。

　　Dedysh從她的國際訪問中為訪問科學家總結出兩條建議。她表示，首先是要考慮你對合作的貢獻，即便你來自于資源有限的實驗室。然后，她說，“做一個受歡迎的好客人。”對小組做出貢獻，但不一定是要以專家的身份。事實上，Dedysh建議要謙遜，即便是資深科學家與學生一起工作。“不要批評實驗室。”她說，“不要表現得好像你是老板。這從來都有害無益。”反而，提供幫助、收拾爛攤子、做實驗室的好公民，如果有需要就分享你的專業技能，你會收獲到幫助你走向成功的同事和朋友。

　　為了緩和不可避免的辭不達意，需要認可并欣賞他人做出的額外貢獻。帶著積極的態度加入進來。在積極的跨語言和跨國合作中，Goldsmith贊同聯想電腦公司CEO楊元慶的信條：“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假設其意圖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