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南山：講實情就是唱正調

       3月11日，北京，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代表鐘南山。他說，面對病人的壓力，要比面對外界的壓力大。圖/CFP

　　也許一個重大事件，政府也是第一次聽到，馬上牽頭，打算怎么做，這才是好的應對。如果對公眾造成損害的事件不透明，聽任其發展下去，一旦公眾得知，就會對政府失去信任。——鐘南山

　　鐘南山 77歲，福建廈門人，出身于醫學世家，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治療呼吸系統疾病領軍人物。

　　2003年SARS期間，他以科學的態度應對災難，請纓收治危重病人，被稱為“抗非英雄”。

　　此后，在甲流、灰霾等諸多問題上，他曾“高調”發言，贏得“講真話”盛名。

　　新京報：在2003年SARS時期的第二次新聞發布會上，你直言SARS沒被控制，會有壓力嗎？

　　鐘南山：不覺得這帶給我很大壓力，我主要是戰斗在第一線，面對的是病人，是能不能救活他們的壓力，這壓力比外界、政治對我的壓力大。

　　只要能救活，什么辦法都可以，而當時病因是衣原體的說法，耽誤更多人的救治，這是我的壓力。

　　當時有媒體問我，SARS是否已得到控制，我覺得應該結合實際來說，根本沒控制，病因也不知道，發展規律也不知道，也沒有針對性的治療。

　　我沒意識到這個講法有什么問題，只是覺得我說出了事實。現在回頭來看，我仍覺得只是作為第一線醫生，說了實實在在的情況。

　　新京報：當時的直言有沒有遇到阻礙？

　　鐘南山：2003年4月到北京時，SARS第一次新聞發布會，有人打招呼，讓我注意一致性，不要說太多。但后來，特別是4月底以后，溫家寶總理帶我去泰國，征求我們的意見，如何應對其他國家對我們防治SARS的質疑，這以后我更覺得上頭要我講實話了。

　　這些年，有記者問起，我還是會提到我的真實想法，有地方官員提醒說，不要跟上頭唱反調，但我不覺得這是唱反調，中央的政策貫徹下去，情況怎樣我就怎樣講，這是唱正調。

　　新京報：重大疫情的信息發布應放在第一位嗎？

　　鐘南山：當然得看是什么情況，不是毫無例外，比如說有一個核試驗的意外事故，我的建議還是政府在做好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公布，馬上公布會引起恐慌。也許一個重大事件，政府也是第一次聽到，馬上牽頭，打算怎么做，這才是好的應對。其他的事情，我想都應該公布。

　　這次英國出現新的冠狀病毒，3個人感染，實實在在公布，公眾了解情況，也沒恐慌。

　　去年我們要求公布灰霾的監測數據，相比計劃提前了4年實施。大家知道情況，企業、公眾、政府3方，共同減少灰霾的危害，有什么不好？如果對公眾造成損害的事件不透明，聽任其發展下去，一旦公眾得知，就會對政府失去信任。

　　新京報：你當時治療的人，有沒有出現“SARS后遺癥患者”？

　　鐘南山：我們的患者大概遇到股骨頭壞死的比例是2.1%，大多數人康復，真正因病喪失工作能力的極少。

　　新京報：激素的使用，當時醫學界有一個標準，或者行業內有通行規定嗎？

　　鐘南山：有，一種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的治療，早期使用激素是有報道的，用的劑量是每人每公斤體重2-4毫克甲基強的松龍。

　　新京報：治療SARS，怎樣科學地使用激素？

　　鐘南山：科學使用，要注意3點，合適的病人、合適的時間、合適的劑量。而且不是所有的SARS病人都得用激素，也不是每個使用的都要很大劑量。

　　新京報：患者和醫院對激素使用，也曾產生爭議。

　　鐘南山：2004年我在香港，有一病人狀告香港的醫院，說使用激素導致他股骨頭壞死，喪失了勞動能力。

　　當時香港法庭請我做醫學顧問，征求我的意見，希望不偏不倚。我說，首先救命要緊，但是沒有教科書來規定治療SARS激素使用的量，這還是一種陌生的探索，我覺得應該辯證來看，完全歸罪于醫院是不對的。

　　新京報：回看10年前的非典，遺憾的事是什么？

　　鐘南山：其中一個是，病因學發現的遺憾。冠狀病毒的結論，廣州是2003年的4月11號發布，比香港和其他國家晚，但其實2月26號，軍事醫學科學院已經發現，出于多種原因考慮，不能第一時間發布，這是最遺憾的事情。

　　新京報：SARS之后這些年，你也經常發聲，收容制度、灰霾，不是專業的醫學領域，為什么要發言？

　　鐘南山：我也感覺到，不是專業的地方，發言要更加謹慎，更加注意。比如也有人質問我，你說灰霾危害那么大，是真的嗎？我說我找了很多資料，已經有國外大量資料證實灰霾對呼吸、神經系統、心臟、母嬰、內分泌，甚至腫瘤的影響，這是事實，也是科學，但需要我國更多的一手資料。

　　新京報：那你直言、敢言的心態這些年有變化嗎？

　　鐘南山：有一些變化，但基本沒太大變化，該講的還得講，我從來不認為我講的都是對的，但我反映的意見，都是我要講的。如果斟酌太多，就沒棱沒角了。

　　新京報：10年過去，你覺得國家是否具有應對傳染病的“抗體”？

　　鐘南山：這10年確實由于SARS的教訓，國家有很大變化，大的政策方面，提出以人為本，關心人的生活、環境、健康。小的方面，針對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國家投資建立了以CDC(中國疾控中心)為中心的從中央到基層的防治網。

　　比如2009年出現甲流，5月份第一例進入廣州，我們就采取“外堵輸入，內防擴散”的政策，一開始就進行隔離，得到及時控制。不到5個月，疫苗研制成功。1億人注射，減弱了傳播。這樣對公共衛生事件及時預防、監測和治療都是正確的。

　　新京報：國家對傳染病的關注是否比之前更多？

　　鐘南山：有時和官員見面，他們也會問我，是否會再出現SARS時的狀態。我說，那時是一場遭遇戰，不論是公眾、媒體，醫護人員，對傳染病的認知都不夠；現在是有準備的，一旦發生不明原因的傳染病，能得到很及時的處理。

　　新京報：在對傳染病的應對方面，還有哪些不足？

　　鐘南山：對死亡人數的上報，我認為還不夠健全。當時，我記得甲流的一個時期，死亡人數超過了公布人數，我有很多朋友和學生在全國各地的ICU，了解情況，但有地方沒報，也有少數不想報。基層的信息網絡和監測建立了，但警惕性和認識不夠，覺得報了是否意味著防疫做得不好。總的來說，還是有很大進步。

　　新京報：如果一種陌生的大規模傳染病再次來襲，你覺得能否抵抗？

　　鐘南山：得看是什么東西。一種新型傳染病，通過飲食、水、接觸傳染的，都比較容易預防，比如艾滋病。最危險的是通過空氣、飛沫傳染，最古老的辦法是隔離，現在我們有這個能力，而且可以做得很好。發現病毒，基因分析，研究疫苗，我們也有這個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