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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布時間:2016-02-29 15:36 原文鏈接: 環保部:提升重污染天氣應對的科學性準確性有效性

      環境保護部2月24日組織召開京津冀區域重污染天氣應對學術交流會,這是繼1月22日召開京津冀區域燃煤散燒污染控制與管理技術交流會之后的又一次重要會議。

      環境保護部總工程師趙英民表示,舉辦這次會議是貫徹落實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有關重污染應急批示要求和在北京市大氣污染防治工作座談會上講話精神的一項科技舉措。目的是通過交流,推廣重污染天氣應對的技術方法和管理經驗,實事求是分析京津冀區域重污染的形成原因,科學制定應急預案,探討未來重污染天氣應對研究和管理的重點方向,在政府、科研人員、社會、公眾之間形成共識和合力,提升各地重污染天氣應對的科學性、準確性、時效性和經濟性,體現政府科學治霾的堅定決心。

      針對當前京津冀區域預警級別和應急響應存在較大差異,應急預案不夠科學、操作性不強、應急管理決策平臺空白等嚴重影響重污染天氣應對的問題,與會專家、學者及政府官員就如何提高重污染天氣應對的科學化能力和精準化水平進行了深入的研討交流。

      問題1:如何提升預測預報能力?

      準確預報能為及時啟動應急響應提供科學決策依據。那么,如何提高重污染天氣預報的準確性?

      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王自發介紹說,空氣污染預報的準確性取決于污染源污染物排放不確定性、大氣物理化學轉化過程的認識水平以及天氣預報的準確性等因素。近幾年,環境保護部和中國氣象局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空氣質量預報工作進步飛快。

      “建立高時空分辨率、實時動態的排放清單是提升預報準確性的重要基礎。目前,我國排放清單工作取得積極的進展,隨著產業與能源結構的快速調整和污染治理力度加大,各地污染源的空間位置、排放信息正在快速發生變化。”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賀克斌說。

      “大氣污染物種類很多,在大氣環境中遷移轉化非常復雜,目前對很多反應機理的認識還不到位,尤其是重污染過程中二次顆粒物形成機制十分復雜,這些都會影響空氣污染預報的準確性。”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張遠航強調。

      “大氣污染物形成轉化和輸送演變過程都有非常強的時空相關性,僅僅依靠地面有限指標的監測不足以獲知大氣污染形成演變的過程,必須加強包括遙感在內的立體監測。”中國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合肥物質研究院研究員劉文清解釋說。

      “要在現有工作基礎上,動態更新污染源信息,逐步建立逐季、逐月乃至逐日的污染源清單;同時,北方采暖季的散煤燃燒污染物排放量大且分散,應加快散煤調查和清單編制。”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副院長柴發合說。

      在2014年國家重污染天氣應急啟動比例考核工作中,天津市應急啟動比例為81%,在京津冀地區處于較高水平。天津市環保局總工孫韌介紹說,實現對重污染天氣過程的準確預報,是天津市環保與氣象兩個部門采取會商機制的結果。天津市環保局、市氣象局每天進行兩次會商。如果出現重污染天氣,環保與氣象部門的會商頻次會增加到4次,并將相關情況報告給由環保、氣象、建設、交管、重點企業、科研院所等部門或單位的專家組成的天津市重污染天氣會商專家組。與專家組一起根據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氣象及污染狀況,開展48小時預報及其后兩天潛勢分析,決定是否提前啟動重污染天氣預警。

      上海市環境監測中心研究員伏晴艷介紹說,2015年長三角區域重污染天氣預報探索開展跨省市空氣質量會商。通過會商不僅可以幫助不同省市之間的預報員對污染過程的判定,同時對很多污染的過程來源提供更好的識別和經驗支持。

      與會專家建議,各地要完善監測網絡,整合污染源、環境質量監測和氣象數據信息,不斷提高預測預報能力,明確預警信息發布、解除流程,規范每個環節的任務分工、時限要求和工作方式,實行提前預警、提前響應,為應急減排措施留出到位時間。

      環境保護部科技標準司負責人指出,大氣污染防治是一個系統工程,治理的邊際效應越來越明顯,各方要在重污染天氣預報預警模型、高時空分辨率排放清單、大氣綜合觀測和實時研判、重污染應急動態決策管理、應急預案優化等方面加大投入,努力提升重污染應對的科學化能力和精準化水平。

      目前,環境保護部已經成立了京津冀區域大氣污染防治聯合研究顧問組和總體專家組,重點針對重污染天氣應對管理開展深入、細致研究。同時,還將強化重污染應對的科技支撐能力建設,構建京津冀區域大氣環境科學觀測網。

      問題2:如何提高應對工作的科學性和有效性?

      應急減排措施何時啟動?專家認為,重污染天氣的形成過程,就如同向池子里注水。一方面,重污染天氣出現時,再采取減排措施為時已晚。另一方面,企業應急減排措施執行到位也需要一定時間。

      以鋼鐵企業為例,接到預警信息后,至少需要11 個小時才能實現應急減排15%的目標。在以前的歷次重污染天氣過程中,很多城市都是在AQI達到峰值時才發布預警,難以有效發揮應急減排的作用。

      要實現重污染天氣應急減排的目標,必須在“池子”未滿時就減少“水”的注入,提前“空出池子”。APEC會議、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空氣質量保障工作經驗表明,提前10天以上采取減排措施才能有效改善空氣質量。

      北京市環保局應急處處長王斌說,提前發布預警、提前進行應對、提前污染減排,應急效果才會更加明顯。

      北京工業大學教授程水源介紹,北京市分別于2015年12月7日、12月19日兩次啟動紅色預警,第一次紅色預警期間,與未采取應急措施的模擬數值相比,PM2.5濃度平均下降了17%;第二次紅色預警期間,由于提前啟動預警,與未采取應急措施的模擬數值相比,PM2.5濃度平均下降了約20%~25%。

      王斌說,第二次效果好于第一次,最重要的原因是預警時間提前;另外,區域聯動也是效果好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基本上同時采取了最高預警級別。

      2013年11月,環境保護部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加強重污染天氣應急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將預警等級劃分為“藍、黃、橙、紅”4級,但是各地預警分級標準不一致。2015年入冬以來,京津冀區域經歷了3次長時間、大范圍的重污染天氣過程,各地在應對過程中,暴露出污染程度大致相同但預警級別卻不同的現象,影響了應對效果和區域聯防聯動。只有統一標準,才能讓公眾有統一的判別標準,使公眾知道什么是空氣重污染,污染到什么程度應該發布黃色預警,到什么程度應該發布橙色或者紅色預警。

      為進一步強化重污染天氣應對,2月4日,環境保護部會同中國氣象局聯合發函,要求到3月31日之前,京津冀地級及以上城市試行統一重污染天氣預警分級標準,其中,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滄州率先實施。試行結束后,統一預警分級標準將擴大到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各地要按照污染物減排底線要求因地制宜制定應急減排措施,細化影響公眾生活的措施,全面修訂應急預案,不斷提高應對水平。

      重污染天氣應急不僅要明確做什么,還要明確誰來做、何時做、如何做,只有如此,預案才可操作。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大氣環境研究所研究員胡京南指出,當前,各地在重污染天氣應對過程中存在著啟動重污染應急響應措施不夠迅速、工業污染應急響應措施不夠合理、過于依賴機動車牌號限行措施等諸多問題。

      應急預案如何實現應急措施的精細化和流程化?胡京南建議,重污染應急預案體系應包括城市政府應急預案(包括區縣政府)、相關部門實施方案和相關企業、單位的操作方案,各級預案需重點針對自身工作需求和上下級預案銜接。

      王斌介紹說,北京市正在修訂2016版的應急預案,針對北京的實際情況,北京市擬在不同預警級別上增加國Ⅰ、國Ⅱ、國Ⅲ標準汽油車及國Ⅲ標準柴油車的限行措施;擬增加區域預警聯動的內容。

      河北省環境應急與重污染天氣預警中心王曉利建議,要強化冬季大氣污染防治措施的針對性,因地制宜、推進區域散煤污染治理,對工業企業采取一廠一策、輪流停產、區域置換等科學靈活措施,重點加強高排放車輛的管控,深化區域聯防聯控以及采取冬季采暖期適當提高企業排污費、降低農村電價鼓勵電取暖等經濟手段。

      問題3:如何讓重污染應急與常規治理有機結合?

      北京市在2015年12月內兩次啟動紅色預警,引發了啟動紅色預警與改善空氣質量的大討論,以及應急措施的定位與日常治理成效之間的思考。

      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郝吉明說,京津冀區域冬季重污染應對重在冬病夏治,要從平時抓起,大力推進主要污染物減排。

      中國環科院副院長柴發合指出,通過監測數據和現場調查發現,京津冀區域中存在大氣重污染熱點區域(熱點區域是指頻繁地最先發生重污染過程、重污染持續時間最長而且程度最嚴重的區域,對其強力控制、精準治污,投入少,治理效果較為顯著)。

      柴發合說,京津冀地區最突出的熱點區域位于保定城區及東南部、石家莊東北部、衡水西北部和滄州西部的4市交界地區;北京南部、保定東北部、廊坊市區的三市交界地區也存在熱點區域。

      王斌認為,從根本上改善空氣質量,要堅定不移地進行污染減排,這是長期工作。

      在交流討論中,一些業內專家建議,應堅持以應急促環境管理。把重污染天氣應急融入環保整體工作,抓住重污染天氣期間社會各界容易達成共識的契機,采取差別化應急減排措施,積極引導企業提升污染治理水平。

      專家還指出,當前應急減排措施導向性不強,沒有充分體現企業污染治理水平優劣的差別,對好的企業激勵不夠、對差的企業督促不夠,導致很多企業應急減排不主動。有專家表示,對治污設施不完善、經常出現違法排污行為的企業,應該執行更嚴格的應急減排要求;對容易操作、減排成本較低的企業,要求可以高一些;對難以操作、減排成本高、治污設施又比較完善的企業,可以適當降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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