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平院士；輻射防護領域的科學大家

■沈冰

李德平（1926.11.4—）

李德平，祖籍江蘇興化，1948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我國著名輻射物理、輻射防護與核安全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輻射防護科研領域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國輻射探測技術的主要開拓者之一。國際原子能機構、聯合國原子輻射效應科學委員會委員，曾連續三屆擔任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主委會委員。

作為中國核工業先行者之一，李德平的科研工作有著時代的召喚，又有著國家需要有所擔當的情懷，最終成為輻射防護領域的科學大家。

輾轉求學路

李德平系江蘇興化望族之后，其家族尊師重教，人才輩出，祖上不乏被頌之人。先祖李春芳，字子實，謚號“文定”， 明朝狀元，內閣首輔，興化人為其立匾“狀元宰相”。祖父李元宰是前清秀才，曾留學日本，供職北洋政府。父親李繼侗是著名植物學家、林學家，清華學堂留美專科生，美國耶魯大學林學博士，回國后先在南開、清華任教，后在西南聯大任教，抗戰勝利后返回清華大學，1955年被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57年任內蒙古大學副校長。母親徐淑英是讀書人家千金，李德平有兄妹四人，哥哥德寧、大妹德清、二妹德津。

李德平1926年11月4日生于北京，童年在清華園度過，在成志學校上學。李德平童年時就表現出對書籍的熱愛，當時父親為他訂閱的《科學畫報》（反映當時的先進科學），他每期必讀。

李德平的青少年時代受戰爭的影響，一直在動蕩中求學。抗戰爆發，清華大學被迫遷往西南，學校停辦，還沒上完小學的李德平只能隨家人回江蘇興化，續讀于興化縣開元觀小學。一年后入讀興化縣立初級中學，由于戰爭的原因，學無定所，沒有上過一個完整學期。初中三年級時，李德平跟隨四姑李慧英到上海法租界的遷徙揚州中學就讀，但僅上了不到一個學期，珍珠港事件爆發，日本占領租界，揚州中學停辦，只好又回到興化。到了該上高中的年齡，興化家族中注重學習的親戚們商量后，請了幾個高明的老師及家族中讀書人，每家出份子，把這些孩子聚集起來，上了高中科目。盡管初中的學習是支離破碎，高中主要靠家族教師和自學來完成，但家族教師講了普通學校學不到的東西，讓他對數理有了更濃厚的興趣。

在興化讀完高中課程的李德平，與同族的李德容、李繩祖、李維骍相約到了昆明。由于戰時未趕上高考，李德平先在西南聯大先修班學習，由于成績合格保送進西南聯大物理系，錄取為正式生。西南聯大物理系師資力量強大，同時還進行理化科學研究，但也面臨實驗儀器設備極度貧乏、經費短缺。學校想方設法開設各門實驗，鼓勵學生自己動手，培養實踐能力，在班上李德平實驗總是做得最好，同學們公認他的動手能力最強，學生冊上記錄的電學實驗分數達90分。學習成績超群，尤其在物理方面，常被同學請教做“小先生”，自身的努力，同學之間的相互影響，老師的啟發誘導、嚴格的要求，培養了他嚴謹的學風，打下了扎實的理論基礎和過硬的實驗技能。

日本無條件投降后，西南聯大解散回遷。李德平回到北平選擇在清華大學繼續上三、四年級課程，1948年正式畢業。

伴隨名師成長

畢業后，李德平留物理系任助教，隨胡國墇分管電磁學實驗，同時帶一個班的普通物理實驗。課余自己動手設計振蕩器電路并制成整機。

后來物理系主任霍秉權教授讓李德平隨他一起恢復抗戰前中國的第一個云霧室。與此同時，無線電實驗室也在加緊建設，孟昭英老師征得霍先生同意把李德平召去，在孟先生的指導下制作了一臺千伏級高壓穩壓電源裝置。

當時實驗室教學儀器緊缺，同時美國又對中國購置核物理科研設備進行封鎖，很難添置，而每年的招生人數卻在大量增加，物理系的助教們為了能讓學生多學到有用的知識和技能，就自己動手做教學儀器，設計圖紙制造儀器，甚至改造儀器使其發揮多功能用途，充實實驗項目。當時李德平他們還編寫實驗講義，批改實驗報告。

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所成立之初，錢三強曾和應邀前來參加會議的清華大學校長周培源先生談到選人的問題，周老說：“你們要誰，可以提名，只要學校能開出課來，不影響教學，清華全力支援你們，但有一條，必須本人愿意。”周先生在談話后推薦了兩個人，其中一位就是李德平。1950年秋，彭桓武讓李德平參觀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所，李德平發現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所研究的云室技術和計數管技術都是國際前沿。而自己工作的清華大學還在做1937年前的恢復工作。當時就很受“物質誘惑”，馬上答應來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所工作。

1951年1月，李德平到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所后，被安排加入到錢三強主持的計數管組，組里人員緊缺，沒有專門的玻璃工，他就動手吹制了簡單的擴散泵，自己動手用“皮老虎”代真空壓縮機，經汽油產生高溫火源，將普通平底玻璃燒瓶燒制成水銀擴散泵。又利用收集的舊儀器，裝配成精度極高的毫安計組合，這個裝置在以后的工作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自己又動手研制出了千伏級的穩壓管，用穩壓管制成高壓電流。

1951年從英國回來的戴傳曾先生到了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所，他接過錢三強所長親自主持的核探測器組，與李德平這些年輕人一起艱苦創業，開始研制中國第一代核探測儀器。

當時正值朝鮮戰爭，王淦昌去朝鮮戰場考察回來帶了一項特殊任務，要求研制一套手攜式輻射探測儀來鑒定美軍是否在朝鮮使用核武器。戴老接到王淦昌先生給的緊急任務后，就立即讓李德平著手準備。眼前的實驗室條件極差，一切都要自力更生，白手起家。鹵素管當時國外雖已商品生產，但工藝保密，有關文獻屈指可數，利用簡陋的實驗條件，戴老和李德平攻克了鹵素管如何不被腐蝕的問題，動手制成充氣系統，實驗了多種工藝后，他們制出了實用的鹵素管。鹵素管蓋革計數管的生產工藝被推廣到華東電子管廠，產品批量生產。戴傳曾先生和李德平先生“鹵素計數管與強流管的制備和它們放電機制的研究項目”于1957年1月24日獲得中國科學院科學獎金委員會授予的“科學資金三等獎”。

中子探測技術的研究首先要解決中子源的問題，當時國內還沒有加速器，更沒有反應堆。戴老提出自制中子源，打聽到北京協和醫院有一個封存的500毫克鐳源，在放射化學家楊承宗先生大力支持下，他們清理修復好鐳源裝置，提取出氡氣，之后把戴老從英國帶回的鈹粉與氡氣一起封入玻璃管中，制成氡一鈹中子源。有了中子源，戴老和李德平開始三氟化硼中子計數管的攻關，實驗室里用的濃縮10B、計數管測量中的uSv（微希沃特） 90Sr和1.5mgRa還都是錢三強讓楊承宗從法國居里夫婦老師那里帶回給實驗室的。對三氟化硼計數管的機制和工作條件深入研究后，他們很快闖過技術關，制成中子計數管，建立了生產工藝，實驗性能優良，立即就推廣到上海電子管廠生產。

這幾種計數管的研制生產，為中國核工業的鈾礦勘探和開采、教學工作、武裝防化兵、中子物理實驗、核武器研制和核試驗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測量手段，為中國自主研發核武器和核反應堆奠定了基礎。

仰望高地，開拓中國輻射防護事業

“生產未動，防護先行”。在進行鈾礦地質勘探，核科學研究及核工業建設的同時，如何防止核輻射危害已被提到議事日程。1958年，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放射化學研究室、放射生物學研究室及技術安全研究室先期開始核安全防護科學研究工作。1962年3月7日，李德平為首的技術安全室的技術骨干以及放射生物學、放射化學研究室的研究人員共132人成立了“北京工業衛生研究所”內稱二機部七所，李德平任輻射物理研究室主任。

1962年，中國第一座生產用重水反應堆101建成。朱光亞聽取了當時蘇聯專家總顧問扎基諾的建議:“反應堆要啟動了，應該把反應堆周圍本底情況測量出來，留存好數據。”于是，就讓李德平協助完成反應堆周圍的環境測量。

當時，赤手空拳沒有任何現成的移動環境監測儀，李德平借來輛吉普車作為氣溶膠采樣儀的移動平臺，再配上發電機，解決了“移動監測”問題。由于沒有反應堆周圍地形圖，起初李德平他們主要到附近周圍隨機找些開闊的地方，再隨機找些不同的樣品進行環境監測。雖然工作有局限性，但得到了第一手環境監測數據，以備將來有了更好的儀器，用新舊儀器比較分析可找到之間規律，再測環境，就可讓這環境監測數據延續下來。此后，他組織設計、試制和安裝調試了零功率反應堆劑量監測系統，這是我國第一套自行設計研制并投入運行的劑量監測系統。

1962年，經聶榮臻副總理批準北京工業衛生研究所同華北原子能研究所合并組成“華北工業衛生研究所”，定址太原。1964年10月16日，中國西部地區試爆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的消息傳來時，搬遷路上大家雀躍歡騰。這次試爆，華北工業衛生研究所16名科研人員協同防化兵21所共同承擔了計量儀器儀表的安裝調試，現場的輻射劑量測量以及生物效應的實驗研究工作。

李德平早在4月之初，已與防化兵21所為這次執行任務交換了意見，隨后選精兵強將，告之準備去西北出差，可能幾個月不能寫信與家人聯系，同時叮囑要求不要告訴任何人。幾天后，李德平帶著將參加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現場進行輻射劑量測量的同志去塔院防化院研究所，這時先生才正式說出他去參加我國首次核試驗。同時，李德平還派另一名科研人員參加了第一顆原子彈現場安全防護指揮工作。他們獲取了大量實驗數據，計算出核爆后輻射沾染區內地面輻射水平隨時間的變化，列成表格編出手冊，為防化兵輻射安全管理提供依據；起草了整個現場的安全防護規程。李德平以這次核試驗為契機，在華北工業衛生研究所深入開展了我國組建電離室的研究工作。

李德平以他科學家的敏感性，抓住防護原則與標準這個根本問題，力排眾議，建議采用國際公認的防護原則和標準。這一建議使我國避免了蘇聯曾走過的彎路。

他與羅正明發展了空腔電離理論，共同得到了空腔的作用相當于腔內存在一個虛源的概念，這是中國人對帶電粒子輸運理論的一項突破性貢獻。

早期在礦山防護實踐中只測氡而不測子體，測量結果不能正確反映對礦工健康影響的狀況，李德平組織專門研究組研究氡測量的問題。針對國內當時測量氡子體時確定探測器對RaCα效率時常發生錯誤，他給出了計算探測效率隨粒子能量變化的方法，在快速測量方法的計算中考慮了探測效率的變化，發表了《受到射程限制時探測器幾何因子之計算》一文，獲得了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

1982年8月30日，蘇聯發射的一顆“宇宙-1402號”核動力衛星失控，未能進入高軌道后圍繞地球運轉，如果衛星殘核墜落在領土或海洋中，認為可能造成嚴重的放射性污染，這一事件引起各國公眾關注，紛紛采取應急措施。我國有關部委、各省市進行了應急準備，山西省立即成立了以省軍區司令員負責的應急指揮部、應急辦公室，應急辦公室設在中國輻射防護研究院，李德平為總技術指導。他立即組織成立應急小組著手應急響應，一是蘇聯“宇宙－1402”號核動力衛星墜落時放射性含量的估算，二是進入稠密大氣層后，大氣污染的估算，三是蘇聯“宇宙－1402號”核動力衛星墜落于山西省的幾率的計算。還要求密切注意繼續收集有關“宇宙－1402號”的核動力衛星的情報資料，同時還進行了有關監測儀器的應急響應。理論計算結果得出人造衛星上裝載的反應堆的堆芯在稠密大氣層中幾乎全部燒盡，在地面上所受到的輻射量是很少的結論。最終衛星墜落在英吉利海峽，應急準備工作宣告結束。鑒于應急組工作迅速完整，被國防科工委嘉獎。

1980年的一天，李德平親自動手研制了一臺場效應管靜電計，這臺儀器設計制造獨特，除用國產的場效應管外，儀器的機殼、電子器件都由先生親手制作和焊接，儀器有良好靈巧可靠的接地裝置用以保護場效應管不被損壞。儀器表盤經李先生精心刻度，只有細心的人才能發現其表盤的不均勻刻度。這臺儀器研制成功后交付專人保管使用。

1981年4月27日，W·kolb來中國時這臺“李氏”場效應管靜電計由中輻院丁民德教授與北京原子能研究院岳清宇教授的AET場效應管靜電計、西安262廠的動電容靜電計及W·kolb教授的閃爍型輻射儀PTB7201進行了國際比對。在太原的明仙溝巖洞鉛室中和中國輻射防護研究院兩處地方的比對結果驚人的相近，證明李先生制作的儀器非常準確。

當時原子能研究院的岳清宇教授愛不釋手李德平做的這臺儀器。為了得到這臺設備，他提出用他們單位的一臺球形電離儀交換這臺手工制作的場效管靜電計儀，李德平考慮到中國輻射防護研究院只有圓柱形電離儀，還沒有一臺球形電離儀，就爽快同意。現在把這個科技瑰寶已做為實物交付給國家保存。

李德平十分重視發現和培養人才。他善于育人、樂于育人，常說“世界上只有知識是給了別人而自己不會減少的”。改革開放初期，通過李先生推薦將一批專家學者送出國門參與國際間科技交流活動；擔任《輻射防護》主編期間，把修改稿件看成是提高作者學術水平的手段，常說，為雜志審改稿件，就是指導科研。他重視學習，“不把自己限制在已熟悉的領域，總是不斷學習新知識不斷開拓新領域”。

他反對嘩眾取寵、浮夸其談，曾幽默地譏諷有的人，“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雞毛蒜皮，聽到蛤蟆放屁，看到爸媽拜天地”。這個詼諧的順口溜廣為流傳，博得大家的稱贊，端正了學術風氣。他作風純樸“多次出國，都是來去清風，不講排場”。

改革開放以后，李德平積極建立和加強中國輻射防護界與國際社會的聯系和交流，并在重要的國際組織中擔任重要職務，為推進我國輻射防護事業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李德平從1985—1997年連任三屆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主委會委員，1987—1992年任聯合國原子輻射效應科學委員會中國代表，1988—1992年李德平任國際原子能機構國際核安全咨詢組成員。他強調，“國際合作關乎國家聲譽，一定要言必信，行必果”。

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

每天晚上李德平都去辦公室。辦公室對面分配來的小伙吃過飯也急匆匆去辦公室看書，有一天，兩人中間休息閑聊，李先生說：瓦特發明的蒸汽機為人類作出了貢獻，然而有一個聰明人把蒸汽機上的曲軸制造報了ZL，瓦特的蒸汽機最為關鍵的問題是必須要把蒸汽機的直線運動轉變為曲線運動，曲軸是關鍵。李先生和他交談，是在告誡他要善于抓主要矛盾。

參加“四清”時，十幾名大學生集資買了一把理發推子，李先生見狀，一句話也沒說，去商店里把理發剪刀買回來（當時一把推子和一把剪刀價格相差無幾），有了推子剪子大家的理發問題就解決了。生活中李先生平易近人，供銷社有時來了新鮮水果等商品，這時李先生慷慨掏錢，為大家解饞。“文革”期間有一個春節剛過，有位同志的父親突然患病，有三個孩子的他，工資低微，根本承受不了這突然的變故，他四處借錢，但是在這動亂年代，人心惶惶，很難借到，只好求助李先生，李先生問了一句：“用多少？”他應道：“一百就夠了。”李先生二話沒說，就從抽屜里拿出一百元借給他，還問了一句：“夠嗎？”言辭不多，但這位同志內心深深感動。

中輻院電工組當時坐落在銫源房旁約20多米處，電工組的同志擔心銫源提升時會對人體造成傷害。就讓技安室的同志帶著儀器去測量。在離銫源房15米處，TyPe7儀測得數據是9.8μR/h，FD-71儀測得數據是12μR/h。當銫源提高時TyPe7測得數據是70.2μR/h，FD-71測得數據是70μR/h，感覺的確銫源提升時，測得的值高，對人體有大的影響。技安室的同志拿著這些測得的數據找到李先生，李先生看到這些數據結果胸有成竹地說：你們去電離室測一下就會發現問題了，按著李先生的指示，技安室的同志用電離室儀重測數值，結果發現，當銫源提升時，電離室儀測得數據只有21.9μR/h。李先生聞訊后哈哈大笑，告訴大家這就是儀器能量響應造成的假象。銫源提升時，銫源房墻外的輻射主要是散射輻射，銫源的光電子的能量662KeV，散射的能量肯定會很低，經計算散射光子的能量最低是184 KeV，即使是120度角的散射，散射能量也只有224 KeV，而這恰好是NaI探頭低能響應的峰值處。李先生憑借對探測器的深刻了解，解決了技安室工作中遇到的技術問題，同時也消除了電工組同志的擔心。

（作者單位：中國輻射防護研究院）

①國際比對中，德國專家在中國輻射防護研究院草叢地工作圖。

②有關1402衛星應急小組計算數據資料。

③李德平作為ICRP主委會委員參加1990年ICRP建議書會議合影留念，后排站立左4為李德平。

④江蘇興化縣城四牌樓上為李德平先祖李春芳立的“狀元宰相”匾。

站在核科技的高地上守望安全

■陳明焌

初識李先生是在43年前。1962年10月14日，三十幾個畢業同學終于離開學校，一起來到仰慕已久的中科院原子能研究院。其中我們8人是向剛成立不久的二機部第七研究所報到的。記得剛來那時生活還很清苦，沒有安排工作，先安排參加勞動，儲運冬菜。那時還吃不飽，不像后來早八晚十都在實驗室里。同寢室住的是早幾個月從北京大學調來的兩位年輕教師，李文學和丁健生，提起李先生都佩服得五體投地。他們熱心的向我介紹情況，指點迷津。李文學告訴我：李先生是錢三強點將安排做安全防護工作的，李先生至少有四塊專家牌子，核探測器、核電子學、輻射計量和劑量防護，干什么都會有名師指導。他說李先生學識淵博，也很健談，一時弄不懂的可記下來日后逐漸理解。這些肺腑之言，更使我對先生肅然起敬，也使我日后受益匪淺。

轉年1月11日，先生交代工作任務談的是個人劑量問題。先生說，個人劑量測量是劑量學一條主線。內照射問題很麻煩，要花很多人力去做；當前外照射面臨的主要問題是靈敏度、環境適應性、自動報警和自動記錄。先生對上述四方面問題逐一作了需求分析和原因解釋，說量程問題和記錄問題，暫時依靠膠片，我們先作電容電離室劑量計，然后逐漸掌握其他類型劑量計。先生說，我們必須設計新型的靈敏的有記錄功能的劑量計，這在目前條件下還是后一步的事。接著先生對當前工作的方法、步驟、總的目標要求和兩種電容電離室劑量計的具體試驗方法都做了詳細交待，并強調說：總之，通過當前的工作，要達到有助于制造廠制造、有助于使用者正確使用現有儀器。先生一席話如天馬行空，把近、中、遠期的工作都勾勒清楚。事后我憑記憶整理成文，不時翻閱從中體會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思路，也領悟做事和做人相統一的道理。

直讀式劑量筆電性能研究取得的知識很快在我國首次核試驗現場派上了用場。但其后劑量性能方面的工作中途夭折。一場史無前例的風暴卷去了韶華十年，直到1979年，我們才在先生支持下自己建成了能量響應試驗條件。

其后又有很長時間我離開了實驗室，設計新的靈敏的自動報警和自動記錄的個人劑量儀的任務，一直沒有做，這始終是一個揮之不去的愧疚情結。直到臨近退休，我才有機會彌補這人生的缺憾。當我把要研制這種電子個人劑量儀的設想告訴李先生時，先生隨口即說：要和計算機聯通。我說正是這樣，直接與任何PC機通訊。我心里想的還是當年先生所說，像KHR－1劑量筆這樣的測讀方式，有一個人管理，對于中小單位是有用的。目前核電站進口了大量的半導體電子個人劑量儀，并不適合中小單位用，價格太高，靈敏度也低，我們還是要自己搞一個。這是先生當年布置的第三步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