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被打擾、害怕被捕殺、歡迎被研究野生動物抗“疫”宣言

　　隨著人類活動范圍的不斷擴大、對野生動物的捕獵和烹食，一些在自然界長期存在的病原體突破物種屏障傳播給人和家畜造成新發傳染病的概率大大增加。

　　盡管現在對于新型冠狀病毒的溯源工作仍在進行，但是野生動物的非法獵殺和售賣為危險病原微生物進入人類社會大開方便之門已是證據確鑿。事實上，人類對于病毒和細菌等病原微生物的認知還不足其1%。

　　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建國表示，對喜馬拉雅旱獺的宏基因組（包括對腸道微生物的基因組）進行測序，97.2%的序列來自于未知微生物；對藏羚羊的宏基因組測序，99.8%的基因顯示是未知微生物。大量人類未知的微生物在野生動物身上。

　　野生動物就像是未知病毒的蓄水池，本來與人無害，但是人類的貪婪卻打破了池壁，把禍水引向自己。如果可以，野生動物們最想發表抗“疫”宣言：我們“在野”，拒絕被打擾、害怕被捕殺、歡迎被研究。

　　人類活動一直在不可避免地打擾著它們

　　“我曾經在王府井撿到過跌落的蝙蝠，不知道它怎么了，野生動物其實離我們的生活并不遠。”作為病毒學者，北京化工大學教授童貽剛對野生動物熟悉而敏感，就像研究蚊蟲的科學家，甚至能在幾米外看到蚊子腿上的白斑一樣。

　　人類社會的發展留給野生動物的空間越來越小，盡管它們不愿闖入人類社會但很可能誤入。2018年4月，《自然》雜志刊載了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石正麗團隊，聯合軍事醫學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員童貽剛（現為北京化工大學教授）團隊，以及華南農業大學馬靜云教授團隊發現另一種新型冠狀病毒能導致SADS（嚴重急性腹瀉綜合征）的論文。他們從上萬頭仔豬腹瀉致死的事件中，追查到了一種冠狀病毒，并最終確定是由于蝙蝠的意外闖入將SADS病毒傳播給豬導致豬的死亡。

　　“隨著人類活動范圍的不斷擴大、社會與地理生態環境的不斷變化，人類與野生動物、昆蟲等媒介動物的接觸機會不斷增多。這些在自然界長期存在的病原體突破物種屏障傳播給人和家畜造成新發傳染病的概率將大大增加。”徐建國認為，很多野生動物在地球上的生存時間都早于人類，例如蝙蝠在地球上的生存時間已有8000萬年；又如青藏高原上有318種野生動物，它們來到世界上的時間比人類早得多，并非有意與人為敵的，事實上，是人類活動一直在不可避免地打擾著它們。

　　捕殺野生動物是突破物種屏障最暴力的模式

　　一些人以“嘗鮮”為理由不斷地獵殺已經“偏居一隅”的野生動物。

　　1月31日，百度發布《百度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搜索大數據報告——拒絕野味篇》，報告用數據顯示了此次疫情暴發背后，“野味”究竟有多火。

　　報告數據顯示，在過去近十年里，穿山甲和豪豬是人們最關注的野味，二者加在一起的熱搜度占比近5成，其次是竹鼠、蝙蝠、果子貍、狍子、蛇等。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蝙蝠和果子貍得到了互聯網用戶的持續關注，搜索熱度走勢不降反升。

　　此次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肺炎疫情中，最早發現的病例都和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有關。調查發現，該市場存在多家野生動物交易商鋪，公開售賣竹鼠、狗貍獾、果子貍等幾十種野生動物。

　　“野生動物自帶病毒在一般情況下不會感染其它物種，但由于病毒的多樣性極其復雜，而且病毒總是處在持續的變異過程中，一些特定的基因突變會導致動物病毒跨種傳播。一旦動物病毒突破物種屏障，就可能產生新的疫情。”童貽剛說，而捕殺野生動物就是突破物種屏障最暴力的模式。

　　人類正在為這樣的暴力承擔惡果。隨著野生動物的捕獵、殺戮和烹食，大量未知的病毒隨之“闖進”人類社會，就好像打開了“潘多拉”的病原體魔盒，未知致病微生物應有盡有。

　　不久前，央視紀錄頻道名為《北美洲》的紀錄片，播放了一個絕美卻無奈的片段，一頭小北極熊站在海中巖石上，海水齊膝深，一群海豚在它周圍的海中巡游，北極熊瞄準時機跳下去獵殺了一頭海豚，把它拉上岸和幾個伙伴一起分享。而事實上，過去北極熊是不吃海豚的。人類的獵殺、環境的巨大改變，使得一些野生動物食物緊缺，它們不得不改變飲食結構來適應，這種改變未來會對生態產生什么樣的后果還不得而知。

　　更深入的研究或讓人類更懂得敬畏

　　無知無畏的一些人打破了人與野生動物的結界放出了魔鬼，如今我們要亡羊補牢卻要盡可能的研究野生動物、了解野生動物。

　　現在應對疫情的策略是被動的——在傳染病疫情發生之后，再分離鑒定可疑微生物，確定病原體，而后展開傳染源、動物宿主、傳播途徑、診斷治療等研究，這是“馬后炮”，等著傳染病突發就晚了，能不能做到預測、預警？

　　把“馬后炮”調動到前面的方法之一，是研究野生動物，從中發現可能的致病性強、傳播力廣的病原體，提前準備。徐建國說，一些野生動物的正常菌群可能是人類的病原體。例如，禿鷲體內有大量產氣莢膜梭菌，因為它吃死尸，需要借助類似的細菌幫助消化，但對人類而言，產氣莢膜梭菌就是烈性病原體。

　　近年來，我國科學家發現的3種新的病原體，都是先從野生動物或媒介動物中分離出微生物，后發現人類病例，如溫州病毒、山羊無形體、荊門蜱傳病毒等，在發現之初都對其致病性做了預測。

　　“我們將此稱之為反向病原學。”徐建國介紹，其實每一種野生動物身上都攜帶自己的病毒，通過研究野生動物，取得它們的糞便或者唾液等標本，可以發現、分離、命名新的微生物。通過評估微生物的潛在致病性和公共衛生意義，提出未來可能引發新發突發傳染病疫情的微生物目錄，研究檢測、診斷、治療、預防控制的技術、方法、策略等，預防或早期撲滅疫情。

　　在對喜馬拉雅旱獺的研究中，徐建國有了很多讓他興奮的發現。例如，所有之前發現的大腸桿菌都沒有喜馬拉雅旱獺攜帶的大腸桿菌早；很多大腸桿菌在旱獺身體里相安無事對人類卻是致病菌……

　　更深入的研究將帶給人類更多的已知，或許會讓人類懂得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