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藥神背后的復雜博弈：改變難度不見得低于造芯

　　7月5日，現實主義題材《我不是藥神》提前上映，被認為“既叫好、又叫座”，將成為今年的一部現象級電影作品。劇中，徐崢飾演的“小人物”在一群癌癥患者的懇求下，成為不合法的印度產救命藥的總代，從最初“只為賺錢”到后來“為民請命”，在法律、人情和倫理的漩渦中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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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藥神》有原型，就是2015年轟動一時的“陸勇案”。這個案子把一個巨大的“黑洞”暴露在公眾面前，眾多家庭被昂貴的醫藥費用拖垮，毫無尊嚴和體面。沒錢就等死。這個赤裸裸的等式，讓絕大部分人感同身受，以及不寒而栗。不確定性始終存在，人們小心翼翼地活著，不敢奢侈，不敢懈怠，對個體未來不能不保持一份危機感。

　　《我不是藥神》給了大家一個溫情的結尾，主人公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時，也獲得了法律的寬宥，同時也得到了世人的尊重。但電影只有120分鐘，現實中的博弈更加惟危、惟微。

　　但凡沉重，都源于結構性的困境。

　　陸勇們錯了嗎？對那些吃不起天價救命藥的患者而言，能夠搞到仿制藥的代購者就是他們的“救世主”。電影里的“藥神”虧本為大家代購，原型里的“藥俠”平價為大家代購，如此大家在道德感上會舒適一些。可是，如果有人把代購做成了“營利”，難道在邏輯上就一無是處了嗎？

　　那些動輒一年數十萬的救命藥是“每一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嗎？須知道，患者之所以能用幾十萬元人民幣吃到救命藥，是因為第一顆藥花費了數十億美元。不高價售出，就不能抹掉成本并獲得利潤，誰還會有動力去研制救命藥。比天價藥更糟糕的，是沒有天價藥。

　　國內藥企怎么就仿制不出救命藥呢？部分原因是中國加入WTO導致的醫藥ZL壁壘，不能像印度那樣“動輒”強制ZL特許。事實上，外國企業向來強烈抵制印度仿制藥的外溢。但中國仿制藥不行的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整個產業鏈環環掣肘，從原料到輔料，從臨床到審評，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掉鏈子了，改變非一朝一夕之事，難度不見得就低于芯片。

　　政府重視不夠嗎？過去三年，政府一直在推進衛生改革，通過醫藥談判來降低進口藥的價格，并且也實現了多種救命藥的降價。今年5月1日起，我國實際進口的全部抗癌藥實現了零關稅，幾乎涵蓋了癌癥患者常用的全部進口化療藥、靶向藥、生物制藥等藥物。同時政府對進口抗癌藥品，減按3%征收進口環節增值稅。

　　盡管如此，最直接的減負，將各種天價救命藥納入醫保的可能性為零，因為財政無法負擔，特別是經濟增長放緩之后。這不是中國的問題，而是世界性的問題。從長期來看，醫療開支將不斷增長，對各國的福利制度形成挑戰。商業保險是個市場解決辦法，但國人的保險意識遠不如理財意識。當然，收入也是一條預算線，影響著人們的保險選擇。

　　《我不是藥神》撞開了一個沉重的現實主義話題，這樣有質感的話題，本身就在為改變蓄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