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詩如畫，真菌學家筆下的美麗中國

1982年9月6日，一個下著雨的周一，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以下簡稱昆明植物所）研究員臧穆，在他的科考手記中記錄著行程及所觀所思。

臧穆1982年9月6日科考手記。（本文配圖均為江蘇鳳凰科學技術出版社提供）

自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臧穆帶領研究團隊，對我國西南各地包括青藏高原的真菌、地衣和苔蘚進行了廣泛的野外考察和采集，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資料和標本，創建了昆明植物所隱花植物標本館，開創了我國西南高等真菌綜合研究的先河。

臧穆在1975–2008年間積累的二十余冊野外科考紀實寫生，其國內科考日記由江蘇鳳凰科學技術出版社整理出版為《山川紀行：第三極發現之旅——臧穆科學考察手記》，厚厚的三卷本遺著，既包括地形地貌、植被類型、植物真菌、標本信息、生境海拔、風土人情、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始記錄，也包括大量寫生和詩書文字。

該書精選本《山川紀行——臧穆野外日記》日前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2021年度“中國好書”、第十七屆文津圖書獎等獎項。

如花如錦

青藏高原被稱為“世界屋脊”、地球“第三極”，對全球生態環境有著重要影響，是我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然而由于人煙稀少、交通不便，學界對于青藏高原的研究程度一度很低。

20世紀70年代始，中國科學院組織國內相關部門50多個專業2000多名科技人員，歷經30年，完成了第一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發現和豐碩的研究成果。

臧穆也是在青藏科考中，從零開始，對我國西南各地的真菌、地衣和苔蘚進行了系統的野外考察和采集。1975年，第一次入藏考察真菌，他的野外科考手記也始于這一年。

可以想見，20 世紀后半葉在我國西南地區進行野外工作的環境：山陡險峻、路窄泥濘，紫外線強，空氣薄而干燥，吃、住、行都相當艱苦：缺乏基本交通工具，缺乏必要的野外裝備，甚至連一部照相機都沒有。

然而，青藏高原奇異的山川、良好多型的植被、多樣性極為獨特豐富的動植物類群激發了科研人員的熱情，仿佛進入如花如錦的探索圣地，苦累卻拋之腦后。

臧穆在手記中這樣記錄其中某日：“一天時晴時雨，衣衫外雨內汗，加以左足趾炎，雖一步一跌，但見此偉觀山川，痛苦盡減。”

對“外行”來說，大型真菌，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蘑菇，也許是五彩斑斕卻不敢觸碰的致幻毒劑，也許是讓人味蕾舞動的神仙美味，對臧穆這樣的真菌研究者來說，則是令人興奮的“自然之美”。

臧穆的野外科考手記前后跨度達33年，包含了大量科學專著無法呈現的原始材料，是中國社會進步、生態文明進步的生動見證。手記中對于許多科考地區的生產、生活發展的記錄、思考，對于今天的學者來說，是有著重要參考價值的第一手文獻。

如履如臨

沒有野外工作，科研就成了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大型真菌考察須在雨季進行，冒雨考察采集是家常便飯。

據學生撰文透露，臧穆隨時都把速寫本放在手邊。每當車子隨著道路或者河流拐彎，他就會即刻在速寫本上畫出路線。

然而在當時的科考條件下，采集到手的標本處理與制作極其煩瑣，工序復雜，標本過夜即易生蟲或發霉，而烤干了的標本又會變色變形，因而臧穆總是邊考察、采集標本，邊速寫繪圖。

即便后來野外考察開始配置膠卷照相機，昆明植物所研究員楊祝良告訴《中國科學報》，依然不能懈怠于現場記錄，“不然等考察回來很多天后，照片沖洗出來才發現曝光過度，標本因此科研價值銳減，豈不是浪費科研經費和時間心血”。

標本可是寶貝疙瘩。楊祝良早已被稱為“蘑菇先生”，也始終記得，因初學時不懂得及時處理標本的重要性，眾師兄弟被臧穆“毫不留情一頓痛批”——是老師對學生嚴格要求，更是對標本謹慎認真，如履如臨。

臧穆當年白天考察，晚上回到駐地，來不及換掉被雨打濕的衣物，立即著手烤制標本。那時還只能在火炭上小心翼翼地翻烤來干燥標本，而雨季烘干的標本第二天會返潮，須經過第二次、第三次烘烤以及密封保藏，才能達到研究用途的標本質量。

楊祝良就發生過標本烤了數個小時，眼看就要烤干的時候，“‘呼’一下就著起來了！至少燒掉一半”。但臧穆并不責備學生，快烤成的時候最容易“失手”，他知道學生們也深感懊惱。

烤制完標本，一天的工作還沒有結束，臧穆往往趁著記憶新鮮，又在蠟燭映照下，整理記錄、給白天的素描填色，“不記錄的話，到哪里采的、標本的生境都不知道”。

對比如今的科考條件，楊祝良直呼：現在條件好太多了！“現在是從實驗室門口乘坐越野車去考察，以前是在大卡車的車斗里放幾個小木凳當座位，或抱著所有科研設備轉長途公交車。”

過去的路面很糟糕，山區道路又彎急崎嶇，長時間的顛簸，大家屁股上都磨出了水泡，甚至形成血泡。臧穆會把衣服脫下來，讓學生們墊著坐，“但絕對不容許我們使用標本紙（土紙）和標本袋來墊坐”。

烤制工具的水平，更是飛躍般提升。

2000年前后，即使在不通電的野外，一般也能用上可以調節火力大小的煤油爐了，但科考人員必須在凌晨兩三點加一次煤油，楊祝良為此養成了生物鐘，差不多時間從睡夢中自動醒來，加完油又能倒頭睡去。

現在，考察現場一般能保證用電，標本分別放在幾個類似水果片干燥器的設備里，溫度調控在45～50℃，一晚上基本干燥完畢，考察人員不必再戰戰兢兢。甚而，為了保留DNA（脫氧核糖核酸）以便后續開展分子層面的研究工作，工程師會在現場就用硅膠包裹住蘑菇樣本——指甲蓋大小即足夠，除了析出水分其他成分都能原汁原味保留。

“沒有高水平的野外工作，就沒有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楊祝良感慨。當然，他也會懷念從前那樣原始質樸的科考經歷。

如詩如歌

臧穆手記是科考成果，是美術作品，也有文學色彩。

他親手繪圖染色，或素描或水彩，即興配詩撰文，或經典或原創，對所采集獲得的標本形態特征做詳盡描述，鑒定到屬種，記載了數百種植物的拉丁學名或英文名稱。他還不拘形式地記錄了科學考察活動的諸多細節，既記錄自然實景，又描寫內心感受。

1982年10月15日在麗江，臧穆“隨車謁龍泉寺，見500年前栽種的山茶花。凌架而起，順勢而圍，桿基約45厘米，花蕾初孕”，還觀察到“門前有聯云：詩蘊玉泉水，春酣萬朵茶”，因而判斷：“可見每春二月，花紅如海，斯為勝地。”并以繁雜的筆法在文字旁畫下了龍泉寺寫景。

在自由靈動的筆觸下，科考場景時時躍然紙上，有時發人感慨，有時又妙趣橫生。

1997年夏時，臧穆在云南撫仙湖一帶考察，研究員褚嘉祐描述了當地人過量食用牛肝菌“見手青”后的反應：“食后有幻覺，均為15厘米左右的小人，戴墨西哥草帽，身上著彩衣，色極鮮艷，行走方便，此時人思維清楚。”求診時，病人稱在褚嘉祐診察室中“看”到小人魚貫而入，還提醒來往病人：“這些小人，請勿踩到他們。”好在“1小時后，所見衣著和臉色，均成綠色，色單一而后淡失”。

一段科考日記，竟讓人看得忍俊不禁。更令人想要咧嘴一笑的是，臧穆寫完文字，竟還用線條勾勒出5個南美風情小人，有的叉腰而立，有的閉目養神，卻都透著悠然自得的神態。

《山川紀行》責任編輯周遠政認為，隨著年紀、閱歷的增加，臧穆在手記中的文字越來越松弛，思考越來越悠遠，那字里行間流露的是對大自然的誦讀，對生命活力的歌唱。

夜晚休憩時，“窗外是安靜的蟲鳴和河水的湍流聲。太虛清靜，人也沒有絲毫的雜念”。

車輛拋錨搶修時，遠見老君山，“近山是梯田成片，偶有杉木，已是不擇其粗而盡伐之矣。其山下的南溫河，水正紅，可見林之破壞，水不清澈”。

文字旁邊，自然少不了“獵手臥室內景”、“遠見老君山”等見形見意的配圖。

為了記錄盡可能多的第一手科研資料和信息，臧穆手記內容及其豐富，涉及植物分類學、菌物分類學、地理、科考筆記、日記、繪畫、書法、科學文化、史料整理等，門類眾多、復雜交織。甚至有讀者稱臧穆是“手賬鼻祖”。

如山如川

隨手翻閱這些手記，你就會發出感慨，是什么樣的人能記錄下近百萬字如此細膩而又獨特的手記？

中國科學院院士王文采在《山川紀行》中著序評價：臧穆是科學界的一位奇才，是一位博學家。

臧穆1930年生于山東煙臺，東吳大學畢業后，因研究苔蘚而與苔蘚植物學家黎興江相識、相戀、相守終身。調入以“原本山川，極命草木”為奠基銘的昆明植物所后，在吳征鎰先生建議下，開啟大型真菌研究，成為享有國際盛譽的真菌學家，一生采集真菌標本13800余號、苔蘚標本24500余號、地衣標本1200余號。2011年逝世。

豐富扎實的植物學知識基礎，堅韌嚴謹的治學態度，如果這些讓你以為臧穆平日不茍言笑，那可恰恰相反，對于他的為人性格，知交好友、植物工筆畫家曾孝濂在悼念聯寫道：“率真無遮攔，執著任平生。”事實上，臧穆興趣廣泛，書法、繪畫、集郵、京劇、收藏均長久鉆研，有些甚至頗有造詣。

楊祝良回憶了剛入師門的囧事。那時臧穆見到他們的筆記，嫌棄：字丑。師兄弟頗為不平：老師的字也沒好哪兒去嘛！后經指點，才發覺辦公室一副刻在竹片上的鄭板橋字體的對聯，是老師所寫所刻，楊祝良“差點兒以為是鄭板橋真跡拓寫的。反正以我的水平，真假難辨”。

在學生心目中，臧穆如鄭板橋一樣，灑脫而具有高尚道德，這些品質如山如川，成為后學描摹的范本。

上世紀80年代初期，臧穆有機會公派到美國哈佛大學、田納西大學、俄勒岡大學等高校造訪，回國前用節約下來的生活費買了一二十卷標準膠卷，交給了所里后勤部門。他強調自己是黨員，尤其應該嚴格要求自己，生活費是國家支持的費用，沒用完的就應該回饋國家科研事業。

科考手記中也隨處可見他的樂觀與執著。

65歲這年，臧穆已關節不靈，血糖不穩，眼里模糊，但仍然堅持野外考察，迷路，跌倒，發生了一次又一次。手背被蜂蟄得紅腫，他卻感到：“幸虧是左手，如果是右手則寫字工作頗不方便了。”

2017 年 6 月，根據國家建設美麗高原、推進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等的新布局，我國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究活動正式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