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大興安嶺的標準變了：以前看伐倒多少棵樹，計算木材價值；現在看有多少活立木，維護國家生態安全。
作為中國地域最北、面積最大的國有林區，大興安嶺總面積8.46萬平方公里，相當于1個奧地利或137個新加坡。除了被視為木屏風、木地板的材料來源，大興安嶺近年來更承載著“中國北方生態安全的天然屏障”、北方重要的雨水貯存地“東北亞之肺”、應對氣候變化的“低碳經濟區”等多種功能。
8月17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主持召開國務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領導小組第二次全體會議時提到，要促進大小興安嶺林區生態保護和經濟轉型，調減森林采伐量，加快林區產業轉型升級。會議審議并原則通過《大小興安嶺林區生態保護和經濟轉型規劃》。
8月中旬，記者跟隨中華環保世紀行采訪團走進這片林區，看見了由林區定位和功能轉向帶來的三道“考題”。
砍，還是不砍？ “這片樟子松林過去只是個無人問津的小山溝，現在是亞洲最大、全國唯一的珍稀沙地樟子松故鄉，是國家指定的‘三北’防護林建設種子林基地。”內蒙古自治區紅花爾基林業局副局長張道光指著郁郁蔥蔥的林海說，呼倫貝爾市的最南側的樟子松林，是“三北”防護林的第一道綠色屏障。從這里移植出去的野生樟子松種苗在“三北”地區廣泛應用，對治理荒漠化、構建綠色長城所起的作用十分顯著。
據紅花爾基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副局長葛玉祥介紹，森林防火是他們工作的重中之重。由于樟子松油脂較多，這里又經常出現雷擊火，火災后森林病蟲災害特別嚴重。過火后，樟子松的樹皮油脂被燒干，天牛會趁勢侵入，如果樹葉黃了，樹就沒救了。
然而，在當地人眼中還有一種“不冒煙的火災”，更令人心痛。
由于有非常嚴格的規定，處于自然保護區核心區的樹木即使燒死了，也不能由人來伐倒。而死樹會招來天牛等害蟲，幾年內死樹周邊的活樹也會受到影響，慢慢變黃、死去。目前這片樟子松林的過火面積達3564公頃，林木重度燒傷并死亡的有1020公頃。一位林業老員工告訴記者，如果不對過火木進行清理，影響面還會成倍擴大。
“(樹)全死了也不能動，成片的活樹還會因為死樹而死去，我們將眼睜睜地看著一片林帶變為沙帶。”上述人士非常激動。
這不禁讓人想起20年前的大興安嶺。1987年大興安嶺特大森林火災發生后，過火有林面積達124多萬公頃，此后三年，大興安嶺地區都在組織搶運火燒區的樹木。事實上，在一些人看來，有些過火的林木并未被燒死，且時值春天，很多樹木還能返青，繼續生長。而林業專家則認為，過火木會引起病蟲害，應該搶運。
在搶運中，火燒區的樹木統統被砍倒，其中不乏一些外地人打著搶運的幌子，砍倒并未過火的林子賺錢。后據統計，在搶運的三年間，搶運區每年采伐的木材總量達800多萬立方米，相當于日常年份的兩倍多。由此還帶來供應量急劇放大，全國木材價格一路走低，林場職工收入受到影響。一位熟悉情況的退休官員曾指出，火災和搶運，從經濟角度看，是大興安嶺林木資源的兩場浩劫。
砍，還是不砍？這道“考題”被推到了今天的紅花爾基面前。
如何評估過火木情況并制定處理政策需要智慧。據葛玉祥介紹，目前他們已將實際情況向上級反映，盡管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不能動”，在實驗區，相關部門已經開始做項目，為森林的相關政策提供更詳實的科學依據。
缺錢，更缺人 當林場員工要靠“不砍樹”來生存時，他們發現，這種轉變首先需要投入。
生態文化旅游是很多林場努力的方向。據了解，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2009年起共投入建設資金1億元用于森林公園基礎設施建設；阿爾山機場已經奠基；為了讓人們走進森林，沿路修建了木棧道和風格各異的休息間，方便游人領略林地風光。
國家也從政策和資金上予以扶持。《大小興安嶺林區生態保護和經濟轉型規劃》中提出，為促進林區經濟轉型和生態保護，將設立中央預算內專項資金予以支持。新設的專項資金將以推進林區產業轉型和吸納就業再就業為主要目標。
事實上，光投入錢還遠遠不夠。中國科學院植物所的研究員李渤生曾指出，要學會利用高品位的森林資源。在大興安嶺林區，一位從事生態旅游開發的人士隨手指出：“大興安嶺大型真菌有300余種，已知有抗癌作用的就有109種。”
“類似這樣的科普知識，其實是游客最感興趣的。”上述人士告訴記者，知識的缺乏和認識的落后比錢的問題更難解決。目前來林區的大學生很少，由于條件艱苦，很多人都把孩子“送出這片林子”。而現有人才中，具有專業素養的人更是鳳毛麟角。
為了發展林區的生態旅游，他們曾編寫教材并培訓了一些導游，但當游客走進林地提出各種問題時，沒有一定科學素養的導游“當場就被考倒了”。
最復雜的考題 安國通走到桌邊，大家紛紛站起來，有人叫他：“安市長”，有人喊：“安總”。
他曾是內蒙古呼倫貝爾市的常務副市長，近年來被調到內蒙古大興安嶺森工集團，任總經理，著手對林區的改制。
作為我國北方重要生態屏障，目前擺著大興安嶺林區面前的難題是，既要保護好森林，又要顧及林區50萬人的生存。
上世紀50年代，國家曾兩次大規模開發大興安嶺原始林區，都因自然條件太惡劣而失敗。1966年，鐵道兵建成了貫穿大興安嶺原始林區225公里的鐵路干線，林業職工才算在林區站穩腳跟。最初林區的醫院、學校都由林業局建立。1995年，國家在內蒙古大興安嶺林管局基礎上整合經營職能，組建了內蒙古森工集團。
到安國通上任時，公共社會事業需要森工企業每年支付近5億元。隨著國家調減森林采伐量，林區職工收入微薄，普遍工資只有每年1萬元左右。有人抱怨，“社保、醫保和養老保險與我們無緣。一人生病，全家不活。”
對森工企業來說，“企業辦社會”是最難解的方程。安國通最早不愿答這道難題，直到自治區的領導第五次動員他，并且同意協調剝離“企業辦社會”，他才答應上任，開始改制。
過去林區的改革反彈，大多是由于剝離出去的人找不到“婆家”，還得回頭找森工企業。剝離不是把包袱甩出去，而是要找到接管者。在一次次協調中，森工集團的中小學校、衛生、電視系統等相繼完成移交手續，首批移交人員共有兩萬多人，被呼倫貝爾市按在冊人員全部接收，經費由內蒙古自治區財政承擔。
安國通說，實現剝離對從根本上改善林區50多萬人的民生狀況意義重大，地區人均收入和職能增收效益明顯，也為企業減負輕裝前進打下了良好基礎。同時，林產工業企業改制也邁開了步伐。
最新統計結果顯示，在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所轄的1067萬公頃范圍內，森林資源總量首次超過開發建設初期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