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剛：深耕環境30年，坐熱“冷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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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一個晴朗的下午，余剛匆忙趕到中國工程院，他負責的戰略研究與咨詢重點項目“面向美麗中國的新污染物治理科技戰略研究”前不久剛立項，這天正要召開項目工作組推進會。

這讓余剛倍感欣慰，從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研究30多年來，他見證著這一領域從寥寥數人到發展壯大、從不受重視到納入國家戰略。

于他本人而言，從20歲出頭就堅定選擇這一領域，早年間“比較孤獨”，后來一路伴隨著我國POPs履約事業逐漸走上國際舞臺，在58歲時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引領整個領域向縱深發展，這是個把“冷板凳”坐“熱”的過程。

“我的熱情和動力一方面來自研究興趣，另一方面在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重要性、它對生態系統和人體健康構成的風險，我從沒想過換方向，相信它一定能夠為人熟知、受到重視。”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師范大學環境與生態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長余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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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剛參加第17屆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論壇。

人生的轉折點

2004年，對中國的環境化學界來說，是特殊的一年。這年的11月11日，中國于3年前簽署的《關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正式生效。該公約作為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免受POPs危害的全球行動，有124個成員國，中國是其中之一。

而對余剛來說，這段時期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轉折點。POPs公約的簽署和生效，將這位已在有機污染物控制領域研究十余年的學者一下子拉上了國際舞臺。

2005年5月，POPs公約第一次締約國大會在烏拉圭召開，余剛作為技術專家成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參加。

大會現場，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提出建議，估算發展中國家為解決首批POPs問題所需資金。按照“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發達國家應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援助和技術援助。

“中國代表團團長話音剛落，就遭到了歐盟代表團的堅決反對，隨即是發達國家的普遍反對，最后只能休會。”余剛回憶。

“從科學的角度講，中國代表團的提議是很自然的事情。發達國家綜合實力領先，在發展過程中給地球環境帶來了眾多POPs，要解決這個全球性的問題，估算所需資金是第一步。”而現場的情況對余剛觸動極大，“我更加深刻意識到，這不僅僅是一個科學問題，更涉及國際政治、外交、法律、經濟等，是一個綜合性的問題。”

在這次會議上，余剛當選聯合國環境規劃署POPs公約最佳可行技術/最佳環境實踐專家組聯合主席，另一位聯合主席是來自發達國家的專家。

這一國際專家組，以已有的研究實踐為基礎，結合10多類二噁英排放源的特征，全過程分析源頭替代、過程減排、末端控制的技術經濟性，編制的技術導則在第三次締約國大會獲得通過，成為指導全球二噁英減排最重要的技術文件。

后來，余剛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參加了迄今舉辦的11次POPs公約締約國大會。正是這樣的經歷，余剛及其團隊研究制定戰略行動計劃時，考慮問題會更加全面，“如POPs之一的全氟辛基磺酸（PFOS）及其鹽類，其主要用途是電鍍、消防、農藥、石油開采四大行業，它在科學上有害，但各行業能停止使用嗎？當我們沒有替代品或替代技術，一旦禁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都會受影響。”

“進行科學研究，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而為政府決策提供科技支撐，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必須綜合考慮。”余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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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剛在廣東調研垃圾填埋場滲濾液的新污染物問題。

獨有的快樂

走上國際舞臺的余剛也同時意識到，“具備國際視野的中國環境治理人才太少了”，一個直接的影響是，中國在國際組織及全球治理中話語權的缺乏。

“這種局面需要改變”，余剛對自己說。

2001年，也是中國簽署POPs公約這年，作為清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副主任的他，就聯合學校化學系、化工系、法學院等單位，共同建立了清華大學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研究中心，該中心以POPs環境風險評價、污染源減排、廢物安全處置和履約決策支持等為重點研究方向，多學科交叉地開展前沿性基礎研究、前瞻性高技術開發和戰略性決策咨詢。

與前沿研究同樣不可忽視的，還有人才培養問題。“我們通過制定全新的培養方案，開設了全球環境國際班，每年招收15名左右的本科生，以復合型、國際化、實踐式為導向，培養具備國際視野，綜合掌握環境、政治、法律、經濟等的高層次復合型人才，深造后希望他們能夠勝任國際組織、政府部門、研究機構和跨國企業等的要求，并在將來成為全球環境領域的骨干。”余剛說。

前不久，一位在生態環境部國際司擔任副司長的學生帶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在國外進行塑料公約的談判，這讓余剛很高興，“感到非常自豪，這是我們作為老師獨有的快樂。”

“陽春白雪”的研究

什么是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這是多年來余剛經常被問到的問題。

“像水污染、大氣污染、噪聲污染這些常規污染物，看得見、聽得見，但POPs肉眼看不到，它是指具有環境持久性、生物蓄積性、遠距離環境遷移的潛力，并對人體健康或生態環境產生不利影響的有機污染物。”余剛說。

余剛用“陽春白雪”來形容自己的研究，“大家會覺得，那些常規污染物都沒有完全解決，更何況這種濃度更低的污染物呢？同時，其研究條件要求較高，需要更加先進的檢測分析方法和儀器設備。因此，早年間從事POPs研究的人非常少，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近些年才逐漸多了起來。”

與那些直接致死的污染物不同，POPs在人體內的累積更隱秘、周期更長，危害到人體內分泌、免疫、神經、生殖等系統。如美國在越南戰爭中大面積使用“橙劑”，其中含有的二噁英給越南的水源和土壤帶來了難以消除的污染，約有480萬越南人患上癌癥等各類疾病，數十萬兒童先天畸形或存在生理缺陷。

“簡言之，它不立刻要人的命，讓人活著，但也不讓人好好活。”余剛說。

目前，絕大部分新污染物在全球尺度和全國尺度的污染狀態還不清楚，不同類別新污染物的排放源和排放清單、在環境介質和生物體內的存在形態和濃度水平、源匯關系等，都亟待系統全面研究。

在發達國家，POPs問題同樣嚴峻，余剛表示，“有些發達國家行動得早，但仍然沒有好的解決辦法。未來我國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如果我們的研究、政策、治理等能迎頭趕上，或許可以實現彎道超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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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剛在實驗室工作。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30年的堅持

如今，生態文明、美麗中國的發展理念深入人心，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環境保護、綠色發展的重要性，近年來黨和國家部署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等新污染物治理也吸引了大批教授學者和青年學生。而早在30多年前，卻是截然不同的場景。

1989年，余剛碩士畢業，打算到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攻讀博士。當時，環境科學還是一門新興學科，全國能招收環境化學博士生的高校或研究所屈指可數，導師不超過10個人。

選擇投身“冷門”專業，余剛有自己的堅持：“從碩士起，我就開始接觸有機污染物的研究，了解到一些歐盟國家對有機污染物非常重視，我相信這在未來一定會非常重要。”

正是這種堅定，敦促余剛更加勤奮努力，他幾乎每晚做實驗都做到熄燈時分，回到宿舍，腦子也忍不住繼續思考問題，第二天一早，又沖到實驗室繼續做，總希望快點、再快點把問題解決。這給他打下了良好的科研基礎，也幫助他在博士畢業后成為了清華大學人才引進計劃的合適人選。

1992年進入清華大學，余剛只花了6年時間便從講師升任教授，2006年擔任環境科學與工程系系主任、2011年成為環境學院首任院長。

2022年，余剛已經57歲了，他作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決定：離開從教30年的清華大學，加入北京師范大學、擔任環境與生態前沿交叉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