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腦活疫苗之父”俞永新的堅持與夢想

　　身穿白大褂，８５歲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俞永新說，他至今都無法忘記上世紀中葉全國乙腦流行時的情景。“那個時候醫院里腦炎病人很多，兒童醫院病房和過道里滿滿地都是生病的孩子”。

　　６０多年之后，俞老的研究小組研制出的減毒活疫苗幫助把全國每年的乙腦發病人數由以往的最多１７萬多降到萬人以下。

　　去年１０月，該疫苗通過世界衛生組織疫苗預認證，成為中國通過世界衛生組織預認證的首個疫苗產品。俞老的努力終于有了結果。

　　“我覺得自己很運氣。”他說，帶著很重的福建口音。俞老現在聽力不太好，需要用助聽器。

　　無心插柳

　　俞永新幼年家境不太好。１２歲開始，每學期他要背著行李從小鎮走４０多公里到縣城上學。他曾經的夢想是做一名醫生，可以治病救人。可是在讀了三年大學以后，一場病改變了他的選擇。

　　“我得了肋膜炎，在家休息了一段時間，然后就沒有條件繼續學習了。”他只好轉學生物，一年后就畢業了。

　　到了當時生物制品檢定所他才意識到，原來學生物可能比學醫還有意義。“你看狂犬病，被瘋狗咬傷后注射疫苗就不得病，還有牛痘能夠對付天花。”談到這些俞老仍然很興奮。

　　工作沒多久，俞永新就接到了一個任務：改進乙腦疫苗。

　　“國內５０年代的乙腦疫苗是用老鼠腦組織做的，存在很多問題。”他回憶說，那個年代中國乙腦流行很嚴重。根據俞老回憶，那時候小孩病死率很高，能夠達到３０％，后遺癥也很嚴重，有１０％肢體或腦神經受到損傷而癱瘓。

　　當時的科室主任李河民對俞永新說，能否研發一個更好的疫苗。“我當時并不知道難度有多大。”俞老淡淡地說。他一定沒有想到，這一答應就耗盡了自己畢生的精力。

　　首要的任務就是尋找一個合適的病毒株，這是生產疫苗的關鍵所在。直到１９６７年，他們才獲得了一份經過動物實驗證明安全穩定有效的減毒活疫苗的疫苗株。

　　困難重重

　　疫苗人體接種之前，專家意見產生了分歧。俞永新和他的５個同事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自己先來注射。

　　“要說不擔心肯定不可能，不過我們自己的實驗數據和研究結果看，應該是問題不大。”他說。經過了兩周的觀察，他們都沒有感染。俞老的膽子更大了些。他們決定給自己的孩子注射。

　　“我女兒當時六歲，其他在幼兒園的５位同事的小孩都參與了，一切進行得很順利，我們很高興，覺得初步取得了成功。”他說。

　　然而，他們的工作還遠未結束，因為還要有更多的樣本量來證明疫苗的安全性。正在這個時候，文革開始了。

　　俞老記得，有的時候，紅衛兵在前院貼大字報，大喇叭廣播批斗走資派，他們在后院做自己的實驗。“當時我們不參加寫大字報會被當成右派批斗的，朋友們提醒我，你是要腦炎不要腦袋了？”他說得風輕云淡，像是在講別人的事。

　　在這樣的困難中，他們堅持在福建和山東農村騎自行車做了２萬多人的臨床觀察。

　　擴大觀察有時是有風險的。俞老還記得一次到湖南岳陽去做觀察時出了問題，有兩個接種疫苗的小孩當天死了。群眾把他們圍了起來。

　　“我們觀察組人員和防疫站的工作人員就給他們解釋，不是疫苗的問題，病毒有潛伏期，不會接種當天就死了。”他說。

　　討論后，他們認為可能是偶合現象，需要解剖來弄清楚。“當時我們都在玻璃窗外面看著，等待知道結果。”事后的病理結論是一個孩子得了急性肺炎，另外一個是急性腦膜炎，這件事才畫上句號。

　　峰回路轉

　　俞老的記憶中，有兩次他是真的想過放棄。一次是１９７８年左右，實驗顯示疫苗是安全的，但是有效性只有５０％到６０％，遠遠達不到９０％的標準，沒有生產廠家愿意要。

　　第二次是１９８６年上報了以后，他覺得一切都沒有問題了，免疫力已經提高到９０％以上了，觀察人數也超過１０００人，但是專家們卻表示作為乙腦是毒力很強的病毒活疫苗，實驗的樣本人數還是不夠。

　　每當這個時候，俞老就會睡不好覺。“真的動搖了，不知道做下去會不會有結果。”他說，“可是又覺得這么多年了，要是說不做就不做了還有點不甘心。”

　　俞老的同事、曾經的助手賈麗麗記得下班后總還看到他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面閱讀文獻。“俞老是個性格很穩重的人，即使最沮喪的時候，他也不會表現得很明顯。”她回憶說。

　　疫苗研制終于在１９８９年正式獲得了生產許可證，此后不但出口到了其他國家，還通過了預認證，世界衛生組織第一次以中國疫苗為樣本制定了標準。

　　賈麗麗告訴記者，乙腦減毒活疫苗研制成功以來已使４億多兒童受益。“隨著中國疫苗研制生產水平的提高，我們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也提高了。以前開疫苗的會議都沒有中國專家發言，現在我們成了疫苗標準規格的制定者。”她說。

　　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施賀德博士表示，乙腦疫苗是一個開始。“閘門打開了，更多的中國疫苗將會走向世界”。

　　而這也是俞老的愿望。現在他仍在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上班。

　　“我覺得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