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大學副校長周科朝：“科研拆遷”讓人憂

　　編者按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錢老所追問的除了科技創新人才培養教育的問題，更指向我國的科技創新體制和環境問題。實際上，科技創新人才的成長和科技創新活動的開展，始自教育、發自實踐、成在堅持。本文所關注和探討的，恰恰是科技創新活動的“后學校”時代。文章指出：蔓延在科研工作中的“拆遷”現象，正在撼動科技創新的地基，阻礙科技創新之樹扎根成長，這一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

　　在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為了進行舊區改造，各地不同程度地上演著房屋“拆遷”運動。在學術界，也有這樣一種類似的現象，我們暫且稱之為“科技創新拆遷”現象，簡稱為“科研拆遷”。

　　如房屋拆遷一樣，“科研拆遷”也存在“推倒重來”、“異地重建”的現象。近年來，國家對科技創新的經費投入呈明顯加快趨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經費從2009年的70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96億元，再到2011年的140億元，加上社會科學基金以及各部委省市的研究經費，國家對科技創新的投入已經達到一個新的水平。但是，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為了取得立項、獲得更多資助，一些科研工作人員脫離研究第一線，到處穿梭于各種項目評審活動。在巨額立項資助的“誘惑下”，不管是不是有前期成果、不管是不是自己的研究專長，拿出一副“大小通吃”的架勢，不惜放棄以前的研究積累，轉而投入到一個陌生的領域。

　　由此我們發現，在自然科學領域，常年跟蹤科研前沿、扎根某一領域，在已有研究基礎上繼續瞄準“高精尖”的科研工作少了，而迅速轉換科研“頻道”，追逐大項目、大工程和大投入的多了；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原始創新少了，低水平重復研究多了，文章數量多了，學術影響力卻并沒有提高。總之，愿意坐十年冷板凳、固守原有研究領域的人少了，一年坐不熱或者剛剛坐熱，又去搶別的板凳的人多了。一些單位的科研申請甚至成了比研究本身還要重要的工作。這樣的科研態度，用老百姓的話講，是“黑瞎子掰玉米，掰一個扔一個”，到頭來在科研創新活動中收獲寥寥；這樣的科研態度，是肆意拋荒已有的研究試驗田，貌似追蹤研究熱點，實際上是對科研創新活動的自我拋棄。

　　過快或失序的房屋“拆遷”，使得整個城市失去了文化積淀；而同樣需要積累的科研創新活動，卻往往因為地基不牢或研究領域轉換過快，而導致老問題研究斷層，新問題又把握不深、把握不透，造成對科研資源的重復浪費，進而破壞整個科研創新工作的增量積累，危害大矣！

　　應該講，由國家主導科研經費分配的體制，過去幾十年對我國科技創新事業的發展確實起到了歷史性的推動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企業支持科技創新的積極性得到鼓勵，并且越來越具有重要地位。但是，由于受傳統模式的影響，一些不合理的資源分配機制依然在科研創新的不同環節運行，導致“舊的科研激勵機制與新的科研創新需求脫節甚至矛盾”，因而科研創新的拆遷現象就很容易出現。

　　原因之一：科研評價的“唯數量化”，使得項目仍然成為評價科研創新的重要標尺。具體來說，由于歷史上形成的國家主導科研經費體制，促使能否承擔“國家項目”、進入“國家隊”、獲得國家獎，能否獲得大額的資助立項，成為衡量一個學科、一個團隊、一個科研人員水平的“硬條件”，大多數學校將承擔高級別的課題視為評職稱、發獎金的必備條件。為了職稱和待遇，科研院所和科技工作者們不得不圍繞這個“指揮棒”，將大量時間和精力花費在“跑項目”、“拉關系”上，很多情況下項目能上則做，上不了就尋找其他的突破口，因而很難在一個方向上深挖下去。

　　原因之二：鼓勵科研的“薪酬導向”，促使“爭搶項目”成為創收的重要手段。在我國，科研人員的待遇并不高，很多“985”高校和較好的學校，從教授到一般的青年教師，每年到手的基本工資從三萬元到五六萬元不等，與他們自身的社會地位、科研需求十分不符。自上世紀80年代末，為了鼓勵科研創新和提高科研人員待遇，一些地方和科研院所，開始以課題經費提成來提高工作人員待遇，并且從科研項目中提5%—10%不等的經費，用作管理費提高學校收入。在這種“雙重激勵”機制下，能不能獲得項目成為學校尤其是科研人員創收的重要手段。在工資基本不增長、待遇基本不提高的情況下，科研人員只能眼睛盯著項目跑，因而很容易造成“跑項目、搞提成”的科研功利現象，在這樣的薪酬導向體系下，“科研拆遷”現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特殊歷史背景下，原有科研體制對于建立科研事業基礎、服務趕超型經濟發展戰略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在世界科技發展大潮洶涌澎湃、國與國之間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新背景下，需要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動員全社會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為建設創新型國家而奮斗。這就決定了在科研目的、科研任務發生變化的新背景下，科研機制也要進行系統調整。但是，現實是原有的科研支持結構中存在的弊端，仍然影響至今，直接將大量科研人員從實驗室、從田野調查現場擠進了“跑項目”的前沿。如果這種現象得不到糾正，勢必影響到科研活動本身。

　　那么，應該如何解決科技創新中的“拆遷”問題呢？

　　首先，要理順和調整現有科研體制，形成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接軌的科研結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我國科研體制仍然不能說已經完全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現在最需要做的是，不斷調整并逐步建立與社會發展需要相宜的科研體制。政府首先要管好手中掌握的經費和“指揮棒”，充實科研創新的物質基礎，爭取盡早形成國家科研機構研究和運行經費實行全額支持的結構，保障國家研究機構的創新自主權和科研人員的創新自由；在完善和創新舉國體制大力支持基礎創新和尖端技術創新的同時，構建多元的資金投入體系，國家重點支持基礎領域創新，調動社會資源支持經濟效益性創新；壓縮科研經費投入方面的權力尋租空間，引入第三方監管和評價機制。

　　二是要改革科技創新工作評價體制，全程監督和管理科研工作。科技管理、評價和監督機制關系不順，是導致“科研拆遷”現象的直接原因，因而必須改革現有科技創新評價和管理制度。適時考慮科技經費分配與評價職能相分離，建立一個獨立的評估和監督機制。在評價機制上，從注重“立項評價”轉向“過程評價”，更加重視科技創新人員在具體科研工作中的貢獻，鼓勵產出大成果和長期研究；在寬容科研失敗的基礎上，建立面向結果的追蹤問責機制，對于投入產出效益較差的項目，要實行資金追回和追究負責人責任的措施。

　　三是要建立科學合理的薪酬體系，為科研工作創造寬松的環境。“干事不如拉關系”、“堅守不如換陣地”，這些不合理現象背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給予科研人員合理的薪酬報償體系。一些科研人員在面對利益得失時，心浮氣躁、沉不下心、靜不下氣，關鍵是解決不了基本的收入、地位問題。應該從資金投入、辦公條件、科研設備等環節入手，建立科學合理的薪酬體系，為科研人員提供陽光化、充足化的“年薪制”，逐步取消科研提成，解決科研人員的后顧之憂，為其長期獻身科研工作，打硬仗、打大仗，出成果、出效益提供良好的環境；推行信息公開，建立信息公開機制。

　　除此以外，還應全面推進學術道德環境、創新環境、誠信文化環境建設。總之，科研工作尤其是基礎理論的科研，需要長時間的鉆研和積累。科學巨匠愛因斯坦有句名言：“科學研究好像鉆木板，有人喜歡鉆薄的，而我喜歡鉆厚的。”在回答為什么成功時，他又講道：“我成功并不是因為我聰明，而是我花了更多的時間來考慮問題。”當下科技創新的“拆遷”現象，顯然與這種“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科學精神相悖。